记若干钩子

就阅读体验而言，读一本小说和读一本哲学著作是不同的。哲学著作中充满了陌生的概念，连篇形式化的分析，读来晕头转向，索然无味。小说中，人物众多且有其个性，情节丰富且有其跌宕，读来不能自拔，兴趣盎然。但是在初读两种文字时，我们的阅读体验也是如此吗？

每一次初读哲学著作大抵是快乐的。哲学家将他们思虑所得毫无保留的摆在我们面前，于是一个宏大且完整的理念世界跃然我们面前。在这里我们直接分享了哲学家收获的喜悦，但这份快乐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读者如同被果实套住一般，层层深入，喜悦一层层消失，无聊一点点积聚，果实带来的喜悦演变成了草草了事后的无奈。“这些分析和推理有意义吗？好像也不过如此！”这些疑问和感叹不仅是读者所发出的，对作者而言似乎也不过如此。

进入一本小说总是不容易的。它是个完成陌生的东西，尤其是不知所云的前几章和劈头盖脸般纷至沓来的众多形象，它们并不欢迎读者。同样，作者犹如种下几粒种子，在其动笔前它们的生长都还是未知。读者抱着随时准备放弃的态度断断续续进入小说，无论是生活中还是阅读中，随便一件意外小事都可以促使其离开。当然，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个情节，都如同一个个鱼钩等待着被咬住，读者就如同闷头的游鱼，随时准备咬钩。一旦上钩，就是一泻千里，终日不想放下。对作者而言大抵也是如此。

将果实直接捧在眼前，的确喜人。可终日打量，将其层层剥开，收获的喜悦就在其中消耗殆尽，虽然谈不上同剥芭蕉一般，但最终难免将果实弃之不用。将种子埋进土里，两眼一抹黑的等待其生或灭，不经意间回头，幼苗已破土而出，我们也就随着幼苗共同伸展，等待结果之日的到来，或忧或喜。

对读者而言，小说中总有几个人物，几段情节作为钩子，帮其破除种种隔阂，使他深陷其中，耿耿于怀。《繁花》中有三对男女，三段情节令我甚是触动，它们帮我扯掉眼前的薄纱，忘掉文字周身的陌生，直入从未被言明的多雨南国，成为已被文字默认接受，最被文字所熟识的不尽细雨。

事物的消失处，就是情感的迸发处，也是读者投入感情的起点，尤其是最珍贵的事物。恰好，这三对，三段都和失去有关。

“此刻，阿宝听见雪芝跑过来说，阿宝，我根本不怕爸爸，我会一辈子跟定阿宝，一辈子，真的。雪芝奔过来，一把抱紧阿宝。但阿宝明白，雪芝只是紧靠车门，一动不动，目送阿宝慢慢离开，雪芝的冲动与动作，是幻觉。”

小说中多次提及电影，此段尤其适合用摄影机来拍。这里的文字给我们制造了幻境。一句“但阿宝明白”使之前一切的喜悦都成为痛苦的写照，梦境中有多适意，现实中就有多难熬。但和摄影机相比文字在制造幻境时似乎显得更自然。至少高明的导演，在入梦时都会给我们提示，甚至入梦的镜头是最美的，最电影的镜头。文字的描写似乎就似乎能达到以假乱真，我们根本没有空闲去判断雪芝的归来是否合理，这种归来只是自然地被接受下来，感动油然而生。但转眼就消失不见，惘然跃然纸上。

镜头以一种预先的安排来呈现此幻境，极其梦幻可爱，观众随着摄影机一起静候那个心痛时刻的到来。导演会借助什么来呈现这个梦境？大概会是一闭一开的车门吧！摄影机大抵会在这一闭一开中摇上一圈，从阿宝开始，随着雪芝向公交车走去，摄影机从左摇向右，在她上车处停下。然后车门关上，镜头继续向右摇去，在摇的过程中，有车门打开的声音，有急匆匆的脚步声，镜头摇上一圈，最后定在两人相拥处。对话完毕，镜头继续向公交车方向摇去，两人出画，一圈半，正好来到车门透明玻璃处，停下来，雪芝隔着玻璃望向的阿宝的方向，接着切阿宝视点的固定镜头看着公交车离开，愈来愈远。似乎，文字的幻境在于先入为主的真实，影像的幻境在于后来居上的做作。但它们都得益于时间的流动，流动让做梦成为可能。

如果说恋人离去，使重逢成为可能，甚至值得被期待。那么死去的恋人又意味什么？答案不得而知。

“当时春香已经临产，但胎位一直不正，忽然大出血，送到医院急救，产门不开，预备做手术，但迟了一步，先救大人，在救小囡，结果最后，一个也救不到。“

春香虽出场不多，但算得上小说中最平凡妥帖的一个女性角色。没有蓓蒂、李李等人的灵动洒脱，也没有一众美人左右逢源的拖沓。在小毛一生所经历的女性角色中她如同从不现身的女主人，家里家外无不稳稳当当，服服帖帖。在众花丛中，有了她，小毛跌跌撞撞的身形才稳了下来。如果说银凤等人是一味味药材，春香就是一剂药引，是药的药，是解药之毒的药，如甘草，重要但不响不显，似乎并不存在。正因如此，她的消逝才显必要，如同她从未存在过。

“整栋楼，忽然人声鼎沸。陶陶呆立阳台，记得小琴一声凄厉的呼喊，陶陶呀。“

此段极具讽刺意味。于陶陶而言，曾经的美好因数页文字变得模糊，变得可疑。他带着不可信，一次次回忆曾经的现实。经过思索——感受——重构——崩塌，一切曾经的真实都成了漩涡，这是对他的审判，从未被他经历的真实摧毁了他所经历的真实，真实成为了他最陌生的概念。虽然一切都未发生，发生的只有美好，但对真实和发生本身的怀疑，捣毁了过去和将来的通道，陶陶陷入了无尽的当下，无法再表。

小琴这个角色的讽刺意味之强，让人舍不得对她做出评判，她甚至是要成为春香式的人物。在奔向死亡的路上，述者给了我们无数提示，但我们被美好蒙蔽了双眼，如同陶陶。理所当然地忘记了事出反常必有妖的常识，盲目的同她一起舞出最具讽刺意味的双人舞。在诸行无常的流变中，舞蹈似乎就是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处。

小琴跌下楼一段也极适合由摄影机来呈现，摄影机随着小琴横移，从左向右，画面升格，背景响起慢板抒情的舞曲。从坠落时切俯拍，坠落坠落，不给特写，结束于“陶陶呀”。舞台感在某种程度冲淡对真相的执着，使观众情愿投入到幻境的真实里去。

这些人物与情节或普遍，或特殊，都是温柔的人儿。她们拉着你的手，带你撑伞走入细雨不停的拥挤小巷，竖起耳朵，听半懂不懂的软语，抬起眼睛，看模模糊糊的光亮。这里没有太阳！

编者按：

《繁花》书写了三代人物，各个人物的身份、家庭背景、主要活动空间、性格脾性都各有不同，作者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展现了一幅完整的上海人生活图景，深刻详实地映射着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在各种政治之风中，农民们面对的是最直接的饥饿与身体之痛，而城市里的普通市民，更多的在承受精神煎熬——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队伍最强大、资产阶级也同样数量最多的城市，作为曾经风华绝代的上海，在一系列变故之中，更显得风雨飘摇。《繁花》是一部上海市民心灵史，也是上海的成长史，且是一部痛史。

多年前，金宇澄曾带着他的新书《回望》作客凤凰网读书会，分享文字背后的“记忆与印象”。与之对谈的，是阿城，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形容阿城了，网友淹然在读书会上见了阿城，回家后写了篇《神人，阿城》，有几句话说得很好：

“虽和共和国同龄，阿城却似站在对岸，观世间起落。八十年代交出‘三王’，不沾染一点共和国文体，却结结实实抓住了‘前三十年’的历史细节与时代气味。”

阿城不大出门，很少对外界发声。两年前《刺客聂隐娘》一骑绝尘，人们欣喜地编剧栏里找到阿城的名字，之后，又是一阵沉寂。这一回，南北两位故事大王坐在读者面前，谈上海北京两座城市里的日常烟火，谈家国震荡中的翻覆沧桑，谈写作的传统与创新，本身就是件让读者高兴的事儿了，如果对着这份万余字的文字实录，还能嗅出点当下时代的味道，那是意外收获了。

以下为完整版对谈实录，本文转载自凤凰网读书会。

主持：顾文豪 （专栏作家，书评人）

嘉宾：金宇澄 （著名作家） 阿城 （著名作家，学者）

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不是把里里外外掏出来

顾文豪：今天的嘉宾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但我还是要循例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在我左手边的是今天当之无愧的男主角金宇澄老师，著名作家，另一位是进退专门来“捧哏”的著名作家、学者，阿城老师。

金老师来之前说出版社安排了三个地方做活动，北京、上海、广州。他知道北京读者藏龙卧虎，也知道很多北方读者喜欢《繁花》，很想听听大家怎么理解他之前的写作。而今天谈的《回望》这部作品，非常别致，下面我们就请金老师就这本书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金宇澄：大家好。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一些话已经在这本书里面讲了，有一个说法是非虚构，写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去写它了，是因为有一些过去的信件特别打动我，这些信里面的一些画面，一些人物当时的心情，所以这本书当时写得也是很缓慢。另外，我们过去说一个东西不是虚构的，那就是报告文学，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等于说根据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样一步一步写下来的。

对一个人的了解，多多少少是有缺失的，尤其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如果他的材料多的话，可能比较有信心，材料比较少的时候，甚至十多年也没有一句话，就过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理解的非虚构的样子。另外有一些辅助性的引文，过去没有人这样用过，很有趣。譬如说到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类资料，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更生动一些。写这本书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会感觉看书实在看得太少，怎么看书那么少！

今天阿老来，我也有一些紧张。首先是我们昨天已经聊了很多话，一下子说不上来！我写这本书之前，一直看具体的材料，包括写《繁花》的时候，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叙事方式，从80年代之后西方叙事很大规模地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譬如说一些简单的传统笔记，刚才文豪也给了我一本《南亭四话》，我原先看李伯元的是《南亭笔记》，（记录作者）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非常简洁。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不是把里里外外掏出来，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而是就几句话。

包括像《繁花》接受的叙事影响，上海孤岛时期，有一些新笔记体作品也很有趣。有一个“76号”成员叫吴四宝，他老婆叫佘爱珍，当时上海人的说她是“白相人嫂嫂”，意思就是女流氓，她的枪法非常准。当时汪伪银行和重庆方面银行两面较劲。譬如说今天汪伪方面打死重庆方面的银行职员，过几天，汪伪银行的职员或者副行长就会被重庆方面的地下人员打死，其中一个笔记就写到这件事，没头没尾，就是得到了情报，某某银行要在租界一个地方吃饭，中午在一个包房里。佘爱珍说要去看一下，手下的人就带着她去了。这时已经要吃饭了，里面一桌人都坐好了，手下人说，今天要打的，就是正中间坐着的那一位。

佘爱珍看到正中间坐的一位是很帅的30岁左右职员或者副行长，佘爱珍说这男的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别打这个人，打边上那个老头。边上的老头长了一脸麻子，她说把这个麻子打死算了。话这么说，5分钟之后一个枪手过去，一枪就把这老头打死了。这种笔记没头没尾，但有时会把你原先对人物的判断，那种熟悉的逻辑性打破。对于佘爱珍原有的判断，产生了复杂的变化，这个叫什么？她内心里的怜悯也好，爱美之心也好，也没有觉得“我要认识他”或者怎么样，就是当场的反应。

碎片化的短叙事，人的生动性会忽然露出来，这种阅读和我们以往看的砖头一样厚，分析一个人的一生的作品会有另一种感觉。包括《回望》的地下工作，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谍战片，钟表一样算计得很准，经常会有人为的失误。在真实的历史里常会发现一些意象不到的事，我记得周恩来在上海有一个红团，专门报复当时的叛徒的，是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的，说一次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指令要送四把枪到某某路，这四把枪，当天下午四点钟送来就可以打了。但送过来才发现，居然是四把新枪，还包着油纸，把整枪擦洗干净，就要花一小时，时间就耽误掉了，等于没有枪。这种偶然性的失误，在历史里一般不会写出来，但这样的细节，作为现在的读者，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看点。

包括有一回我讲过，关于日汪合约的陶希圣事件，陶希圣原和汪精卫是合作的，后发现汪精卫跟日本人秘密签订了合约，就跑到香港去了，给国民政府带来汪精卫和日本签订的合约，应该立刻就公布。杜月笙说不行，先不能暴露，见报的话，陶在上海的老婆以及三个孩子就有危险，妻小都在汪精卫手里。这是杜的大徒弟万墨林的回忆，杜月笙指示留在上海的万墨林紧急营救，万墨林得知陶希圣老婆孩子住在上海曹家渡，就派20个枪手在东湖路等待，在十六铺轮船码头另外也安排20把枪，派两辆车开到曹家渡，接上陶的老婆以及三个孩子，万一有追兵，就往东湖路开，到东湖路就会有20把枪出来了，如果甩不掉，就往十六铺开，开到十六铺一定把他们送上船，因为这里还有20把枪档着。上船后船就起锚开香港。结果车到了曹家渡，陶的妻小虽然被软禁，这天却没人注意，所以一路有惊无险，这个火爆大场面的安排，一点都没有用上。陶的家人刚到香港，国民政府全文宣布了日汪条约。这种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只是发现，很多朋友也都喜欢谈论这些，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

今天我只能先讲讲故事了，不好意思。刚才提到《南亭笔记》，里面记载不少怪人，我们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也没有那种类型的人。晚清时代有一个将军是湖南人，“清朝赵云”，具体名字我忘记了。他经常穿白色战袍、骑白马，叫有很多的老婆，一有钱就到上海来玩，他觉得全国当时只有上海最好玩，因为上海有租界，有红灯区，但他不是去上海花天酒地，到上海他就化妆成一个乞丐，跪在妓院旁的马路上，现在想想真是匪夷所思，手里拿着一沓手纸，看到一个女孩子，当然都是妓女来来往往，就给一张手纸，过去都是稻草制造的黄色草纸。一般情况下，他会被女孩子骂，脏兮兮的送这个干什么，立刻扔在地上了，也有心地善良的女孩就带走了。扔在地上他丝毫不管，像地铁发小广告的，带了纸走的女孩回去发现，里面夹了一张金叶。作者写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到这儿来做这个。如果按照我们的小说展开，按照西方心理学或者弗洛伊德分析可以写一大段。等于说，饭店里吃到了很好吃的菜，刚想再尝就没有了，所以味道特别浓。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的想法？觉得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我在《回望》里也会触及一些小的细节，或者说正是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陈定山《春申旧闻》里写到叶澄衷，这人很有名气，办了很多学校，他的儿子叫叶仲方，等于现在的富二代。我觉得现在的富二代也没有这样的人，专门恶作剧。对他有一段记载也挺精彩的，有一回在一个叫大西洋的饭店里请了四五百人吃饭，大冬天来了很多人，他故意让店里烧得特别热，进了屋里会热得要命。当时上海有钱人很多都穿裘皮大衣，狐裘、貂裘，一进里面，都把衣服挂在门口，因为屋里太热了，而且叶鼓励大家拼命喝酒，又是烧火，汗流浃背。但这时候，叶仲芳已经把500个客人所有最好的裘皮大衣拿出去卖了，等散会时候，大家要穿衣服，发现我衣服去哪里了？外面那么冷，也没有空调出租车，都说怎么回家？叶走出来说，今天请你们喝酒吃饭，但我没有钱，所以刚才已经把这些衣服都当掉了，拿出一沓当票，发传单一样洒到各人头上，自己就走了，当夜这伙人狼狈不堪。但过了几天，这些人家都有人来敲门，来人都端着一个大盒子说，衣服还给你了，是新买的貂裘，也就是每一个丢失衣服的人，都得到了新衣服。这种细节，作者不多做什么解释，但越这样短的传统叙事，不说什么原因，越让人产生非常强烈的想象空间。

非虚构的写法，有一种是需要非常仔细地梳理一个一个的人物，甚至大致都要平衡以及完整，甚至加入虚构的成分。我想做的是，只要我觉得有意义、有趣的，就把它记录下来，允许有很多的空白。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不太一样的写法。

我就先说这些。

文学深度挖掘和文学广度开发，价值是同等的

顾文豪：谢谢金老师。金老师今天肯定是有点紧张。一股脑把他想到的东西都讲了。我不知道在座的读者是否看了金老师的作品。如果看过《繁花》，再看这部《回望》会有非常大的感触。我看很多人在网上对《繁花》有一个评论和留言，说对《繁花》里的小兔子很感兴趣，阿婆叫它吃青草的兔子，在《回望》里面就有交代，这个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对于我来说特别有意思。

还有金老师所说的细节，我得到的结论是，在坐的漂亮女孩子如果走在街上有人给你发手纸不要随便扔掉。金老师的父亲有常年的特工生涯，做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金老师写到他父亲在坐汪精卫牢的时候，是形销骨立的，营养非常差。他的祖父来找他的父亲，金老师写父子相见的情景，不像电视里面写的那么夸张，四目相对谁都说不出来话，而是隔的很久祖父说，你傻不傻呵。如果大家再看《繁花》当中的老太爷对自己革命儿子的批评，那一声“你傻不傻”，其实是只有至亲才有的惦念和怨念。也是我看《回望》当中印象很深的两个非常小的细节。

接下来当然有请阿老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阿老最先看的是台湾版的《繁花》，我到阿老家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台湾版《繁花》，阿老告诉我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这书我是一晚上就读完的。我说，什么评价，他就回答我三个字：好小说！接下来，也想听听阿老对金老师的《繁花》以及这部《回望》的感受是什么，大家欢迎！

阿城：今天是金老师的活动，我是陪太子卖书。讲讲我自己的一点小感受。金老师刚才说，乞丐看见有女孩子，在福州路那边会给一个手纸。他说上面有金叶。我当时听差了，我听成精液了。原来是一片金叶子。

地区不同，常常因为方言而产生误会。误会成了另外的意义，误会也常常成为我们对细节的想象。有一个实际上的误会，起码是北京，上海稍微多一点，就是你进了这个餐厅包间，现在叫做雅座了，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圈镜子。一般大陆的朋友咱们不太知道这圈镜子是干什么的，以为是给女孩子照一下什么的，不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从东南亚、香港这些有黑社会的地方来的。包括普通餐厅有很多桌之类的大堂都有这样一圈镜子，这是为了进来的时候，通过镜子看，来的是谁。因此主座坐在哪儿，主座一定是背对枪的。正对着入口的一定是保镖。但是保镖这个位置被我们一直误认为是主人坐的地儿，上座。我有点年纪了，被人家请吃饭常常就安排我到“保镖”的位置。这要是枪手进来，第一枪就把我打死了。所以其实是主人面对着镜子，背对着枪手，他一眼就知道有人要进来杀人，所以他就会往下躲，正面的是保镖，一看进来是歹人拔枪就射，这个时候主人坐下座就可以得到保护，有逃脱的可能。所以餐厅有这样一圈镜子是很危险的，证明是歹人请的客！有各种仇敌的这种人请的客！不是我们做寿，老爹老妈什么这种的。这也是一种误会。

至于说到《回望》的这个书，拿到这个书后我发现的第一个事情是，这本书有一个地图，《繁花》里也有一个地图。这两个地图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重看一下，基本上所标出来的点是不重合的。假如说金老师再继续写下去的话，如果能再有一张地图，跟之前这两本书也不重合，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每一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你记住这个地方，慢慢地，如果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的话，上海在时间轴的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人们对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好像对家庭一样开始熟悉了。

这是我从金老师的著作里面得到的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企盼金老师的著作把这些点再细致、再深入，像《人间喜剧》一样，给整个巴黎以及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画出那个时代的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

北京其实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北京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这个地图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各种细节铺起来。我小的时候曾经住在那个附近的石碑胡同，最早50年代初的阅兵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骑兵。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他们会停留在石碑胡同口，四个门洞，叫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到了西单那边是单牌楼，西四为什么叫西四，因为那儿有四个牌楼，这些地方如果再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将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子了。后来阅兵开始有Tank车，这个Tank车一过，每年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因为Tank车把老路压坏了，尤其这个西单的十字路口，Tank车要在这儿转一个九十度，从宣武门出去，这个西单路口因此被碾压的最厉害，挖了再补上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的细节没有人写，北京在这些方面应该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写它。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意义非同小可。

我们讲一点离我们现在不是太远的，也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法国有一个百科全书，最简单来说，它就是对很多事情发生兴趣，希望对很多的点进行一个深入的发掘，然而这个发掘居然导致了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认识。为什么？巴黎历史上不断发现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写是一个妖魔化的过程，按照当时法国的情况不会爆发这样的东西，不会爆发这样的行为。再发掘下去，人们发现它是被鼓动的，不必发生这样事情的行为背后是有人在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推理结构以及原来的环境渐渐地好像一个岛慢慢往上升起来，浮出水面，水都流走了，我们看到了遗址，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对这个地区认识清楚了，这个岛对影响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深刻反省，这个反省导致了对于革命的反省，为革命还是改良这个争论加了新的详实的资料以供讨论和理解，最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法国人自己对自己的历史、观念、形态深刻反省，这个认识也不像以前了。所以这个东西做的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会产生另外的认识。我就讲到这儿，今天是金宇澄的活动，不要老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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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金宇澄：阿老今天所说的这一块，我们昨天聊天说到了。关于自然主义的写法，在我的观念中常常是带有贬义的。我第一次在阿老这边听到自然主义非常有用，受益匪浅。包括我写《繁花》的时候也好，也有人说还原到这种地步，是否有意思？在写的时候你也会犹豫，虽然已经离开了一般的写法很远了，但是我也很犹豫，我在想这样写是不是行？我在写作时一直很纠结。阿老提醒我说，之前因为要把甲和乙的事情说完，因为要说好这个故事，所以疏忽了它停留的可能性，如果停留的话，会发现在甲和乙之间还有一个丙的故事，丙的故事还可以继续写。我之前没有想到，我自己以为已经把这个范围内的东西都梳理过一遍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可以做，往深度里面做。

顾文豪：其实文学的深度挖掘和文学的广度开发，这个价值是同等的，就是往下挖。听到两位老师说上海文学地图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大家也读过，英国的奈保尔，他最早是殖民地作家，他先模拟狄更斯的写作，他说“我写我不了解生活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写童话”。这不是你所在的语境和世界，所以是在写童话。阿老提到非虚构写作在国外比虚构写作占的阅读市场更大，在国内其实也是。我想请教一下阿老，因为两位老师都非常喜欢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和《银元时代生活史》，阿老说陈存仁写民国时代的那段上海历史是无意之作，无心之作。而金老师是有为之作，他是写一个小说。在您看来，陈存仁，一直到金老师，他们是否都在建构这个上海文学的地图？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到金宇澄这儿，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补课了

阿城：所谓无意之作，很多地方，比如说是他青春期经常活动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是见到很重要的人，对于他一生意义重大的回忆。对于旁观者来说，他对这些点的描述以及回忆构成了一个地图。另外在写上海的时候又构成地图的另外一些点，把这些点叠加起来，就会对这个区域，有一个很全面、很有趣、很有细节的了解。刚才金老师说昨天有话题聊到了自然主义，有一些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法国的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中国一直在强调写实主义、写实主义，那么什么是写实主义的基础，其实是自然主义。在巴尔扎克之后，左拉认为没有写到底，一定要通过自然主义达到写实的极限。到了这个极限的时候才能够退回来，知道对写实主义的把握是不是有分寸、够份量。没有这个底线我们不好把握自己，或者没有对这个底线有认识的时候，我们看不清别人的写作或者自己的写作在一个什么样恰当、合适的写实的度。

人活一辈子，在文革的时候以为看到人生的绝境，以为就是底线了，什么是底线呢，再往前走就是死亡，就是最黑，但我只要一偏头就是灰了，不是最黑了，越偏头怎么样？越光明，越来越亮。所以经过了大家俗称的苦难之后，其实是你没到底，没到这个文学的自然主义，到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偏头，所有的细节、细节的意义在哪里，是越来越清晰了，灯就照得越来越亮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现实主义，但是对于自然主义一直持批判的态度，这个根源在哪儿，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关于你觉悟不觉悟、你的觉悟体现在哪儿的问题。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拷问你对现实的认识和你要发扬什么认识，自然主义不是这个。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细节，写那么细，里面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价值观，但是它是那么有力量！所以写实主义其实像气球一样飘忽不定。必然有一股强风来，主流来，就随着主流飘。没有一根线能够拴住的气球，这个气球就是你的写作。那么这个气球的扣在哪儿呢，下面的点在哪儿？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

我们几十年的写作一直没有看到自然主义的底，但是实际上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金瓶梅》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是《红楼梦》加了一点，这是张爱玲对《红楼梦》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红楼梦》告诉你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该放弃什么，后来贾宝玉还是出家了，有很强的价值观才使他有这样一个行为，但是《金瓶梅》不是，你在那儿就看到一个自然的生物体慢慢地怎么没了，本能的东西在里面来回地蠕动。中国实际上是有比左拉的时间要早，空间要早的自然主义传统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被我们的伪道德意识否定了，有没有人去接中国的自然主义的传统？其实有很多人，但是没有人敢通篇这么接上，只是局部接上了

我看《繁花》第一点兴奋的就是，它有那么多描写是自然主义性质的，当然这个话讲得不好，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了。这个“补课”的结果其实是正反应。这就是刚刚问有谁看过《繁花》，有那么多的人举手。我知道自然主义的描写，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本性的。因为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学术上叫做“偷窥”，你敢直视它，实际上就是敢直视自己。你平常没有一个机会去直视自己，顶多是反悔，我怎么会那么做？当你在自然主义这个底线游走的时候，你实际上在看自己、认识自己。

有一些说多了……

文学不太负责讲好人的故事

金宇澄：阿老所说的这一段，其中有一些我们昨天聊天已经听到了，但是我今天第二次听，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有一种兴奋感。因为我最近也碰到这些问题，但是我脑筋比较糊涂了，有时候会想一些事情该怎样分辩和处理。比如说，《繁花》最近在上海被改编成了评弹，本来是评话，改成评弹没有问题。他们找我商量的时候，发现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评话是自己一个人说，但改成评弹就不是这样了。评弹就是谈谈唱唱，但是谈谈唱唱以后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按照分辨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传统来判断这些人物，一上来就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譬如做的第一场是《繁花》捉奸这一块，这一段结尾的时候丈夫带着几个徒弟冲上去，老婆和那个男的拖下来，都是不穿衣服拖下来，之后居委会的人说，到里面去解决。小说里接着就是沪生和淘淘的议论，说这个丈夫不像话，再有什么事情，你老婆连衣服都不给她穿，丈夫也不是一个好人。

但评弹处理这一段，就改编成了开始这个男的进这个女的房间，到之后被几个徒弟打了一顿是，该打！我说，这就不对了，这小说里分析的虽然是一个世俗画面，但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说婚外恋这个人物就肯定是个坏人。但对于评弹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先就要看这人是好坏人还是坏人，叫“开相”，这个“相”一开始就要开。在一个和平时期，有时想想我认识的所有人，真想不出来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一个人是彻底的坏人。也就是说，现在的观念实际上和传统亲密接触后，会发生很大的矛盾。传统戏曲表现的话，某个程度上却是必须照旧这么做，如果这观念不改变的话，现代人就不大能接受。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或者坏人，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接下来的评弹要做32回，在这个曲种里面算长的，如果编剧一个礼拜就编完，一个礼拜就演出，我觉得这事情不太好干。说起来《繁花》有很多世俗方面，但味道已经不是过去的方式了，所以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

顾文豪：金老师刚才讲的《繁花》一上来捉奸的场面，用上海话读那一段特别好。我读了之后感觉是惊心动魄的通奸故事。我们讲了很多的《繁花》，倒过来讲《回望》。

《回望》里面一些细节，刚才阿老也说了，一些细节一些事物一些原型。您写这部书我相信写作心态不一样，包括写作手法也不一样。《繁花》是一个跟网友互动过程当中产生的作品，《回望》是完全闭门造车写的作品。

金宇澄：《繁花》是在网络上写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形式，比如说张恨水以及鲁迅，他们的作品都是连载的，都是当天写当天的，不像现在写完了再连载。狄更斯的作品也都是报纸上连载，读者写信给他希望某某人不要死。连载不是新生事物，前两年有一个网络写手写死了，死在电脑跟前，我非常理解他，那么多人等着他，他真的不是为了钱，这种兴奋感我自己知道。等于说自己一个人拿着话筒唱歌，顶多唱三首歌就完了，但是和朋友在一起唱歌，大家一起唱你肯定拿着话筒不放。有几个朋友看了《回望》之后觉得，作者非虚构样式在以前没人这么做过的，《回望》最后一部分是口述，中间一章是引用大量的材料，前面是一个引子一样的概括，三个部分合起来的做法，有点特别。我非常想听听今天各位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顾文豪：我补充一个小八卦的材料，我们今天不是看直播吗，上海人很早就看直播了。上海人说上海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凑热闹，“轧闹猛”。看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我记得其中写过上海人有两次非常壮观的看直播，一次看直播是攻打四行仓库。怎么去看，把整个国际饭店包下来，是第一次看直播。第二次看直播也是把整个国际饭店包下来，看什么，看日军受降。金老师说到八卦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好人坏人不仅仅是道德价值判断，像国内一些电视台特别荒谬，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盛大仪式，它还要跟你做价值判断。如果文学要讲好人的故事有人听吗？

读者：《回望》这本书，你在描写的时候，你母亲对你父亲的期望是希望他成为一个作家。但你父亲参与社会活动太多了，所以你母亲的期望会不会在你身上有所体现？

金宇澄：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啦……她当时的情况，实际也就是字面上的这句话，双方价值观不一样，母亲希望他能写东西。但因为父亲当时的这种身份，他说过差点被派到台湾等等，不能跟我母亲讲这些情况。我父亲是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我受父母的影响，也就是喜欢看书，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父亲影响了我。当时实际的事情是这样，因为观念不一样。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谢谢！

顾文豪：我觉得这个读者问的非常好，金老师父亲的文笔比金老师好。这个太棒了。《回望里》有一封很长的信，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拖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击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它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得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回望》第224页）

说实话我不认为金老师的父亲是好特工，但是非常好的文学青年。他说，人有两样非常可怕的东西，一个叫善忘，一个叫善醉。因为善忘和善醉我们会忘记我们该做一些什么。金老师的父亲说，也许我的能力可怜有限，但是我并不因此就把我的志向限制住，他坐了很多年的监牢，完全触到了生命的绝境，但是他并没有发出哀嚎的声音。所以金老师父亲文笔要比金老师的文笔好，遗传效应就是金老师得了茅盾文学奖。

提问：《繁花》很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它是用改良后的上海方言写成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写《回望》的时候没有用上海话来写，您分别用上海话和普通话来写《繁花》和《回望》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谢谢。

金宇澄：《回望》的前一章是1996年写的，父亲过世了后，我把人称“伯父伯母”改成“父亲母亲”发表了，接下来写我父亲的这一章，也就顺着第一部分就是1996年这种味道写，没意识到要用方言写。离开《繁花》之后，就不该这样写了。《繁花》初稿是进入一个上海话网站，里面都是上海人，很多海外上海人都上这个网，都是匪夷所思的上海人，讲上海话，玩照相机的，玩各种唱片各种东西，比如有人贴出一个十字路口旧照片，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地方，也立刻就有人指出，这是某某路，是在什么位置上拍的。我看他们这样写上海话，也就开了一个帖子，是当时环境造成的。为什么要改良，因为我是编辑，平时读稿子里的对话是各种方言都有，《上海文学》是面向全国的杂志，所以经常习惯就是让作者改，或者我改。譬如上海话有个“豪稍”，什么意思？字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上海人知道，是“赶快”的意思。如果用这样的“豪稍”，外地读者肯定看不懂，就要改，等我自己用上海话来写，我就有这个意识，不能写读者看不懂的话，说得好听一点就叫改良。

《回望》的写法，是因为原来文章的影响，我慢慢写下去了，接着这一块这么来。也是我们接受普通话教育到现在的结果，我一直也是很自然地有普通话写作思维的。谢谢。

顾文豪：刚刚那位读者可能想问的是，金老师你一会儿用方言写作，一会儿用普通话写会不会精分？开个玩笑。方言进入文学创作其实是非常难的，它的传播部分会受到限制，阿老您觉得金老师在他的《繁花》当中的方言痕迹，对于文学写作有什么有意思的影响吗？

阿城：跟政策有关系。希望大家谅解我们所说的话。像金老师是编辑，他们是用普通话工作的。普通话的意思就是各地人都能够懂的话，通过教育，都可以听得懂。我小学二三年纪的时候，老师会跟我说这个暑假的时候把《三国演义》看完，二三年级字还没有认全，就把这个《三国演义》看完了而且还给别人讲，这个猜测的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对待方言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金老师所说的“赶快”这两个字假如说出现在小说当中的时候，你别着急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使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必须基础扎实，一步步都搞明白才往前走，阅读不是这样。即使全部都读了，你也得在另外一个人生阶段才会重新懂。因此不求甚解的状况，其实是阅读的普遍状态。譬如说你读另外一个行当的书，这个行当的很多名词你就不要读，当你读完全书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些不懂的词都猜到了，并不会造成致命的不理解，除了咒语。凡是跟生活的上下文有逻辑关系的，你都能够很快猜到它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唯一损失的就是音韵之美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愿意说我们的母语，比如说山东人愿意说山东话，就是因为那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情绪自然在里面了，到那儿一定是用表达情绪的词。而到了普通话的语境里表达就会变得不利。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很多作家以北京话冒充普通话，全国的方言是限制的，但是为什么不限制北京话的方言？这个问题需要揭露。北京作家是违规作家，他们假装写普通话。

电影的最佳改编对象是三流小说

读者：特别激动今天可以同时见到两位老师，之前我还想不明白，为什么两位能同时出现。我最近又看了吕乐导演有名的禁片《赵先生》，因为他是一个沪语电影，讲的是一个男人特别复杂的情感，有婚恋，也有婚外恋。跟金老师的《繁花》有特别神似的地方，因为我先看了《繁花》然后又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对某些事情态度相同的人早晚会出现在一起。《繁花》有一些影像上的东西很特别，而且很有上海气息，有没有想过以电影呈现？

顾文豪：简单快速回答你的问题，2014年《繁花》的电影版权就给王家卫了。

读者：因为《繁花》要拍电影，阿城老师也会参与一些电影的项目。你们认为小说和电影或者说语言和影像这两种表达方式他们各自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这两种表达方式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金宇澄：语言和电影当然是两回事。我自己的理解是很好的小说并不一定容易拍出好的电影来。当然了，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譬如说《繁花》这个小说，我和王导做这个电影，我自己心里都知道这是很难的事情。阿老要不要说两句？

阿城：我就不客气了。作为电影来说最佳的改编对象是三流小说。一流小说所有的读者都对它有一个个人的想象，比如说阿Q这个形象，出来以后严顺开不是大家想象的样子，就很难服众。林黛玉也是。但是三流小说不太有人看，争论不太大。这个时候电影的形象解释力就强了。另外电影千万不要改编长篇小说，长篇改编是一个旧的电影改编意识，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电视连续剧。前苏联拍《安娜·卡列尼娜》拍了四集电影，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连续剧，现在有这样一个品种叫做电视连续剧，长篇小说就交给电视连续剧，一千集、一万集的拍下去。作为一个封闭性的空间，你进去灯就黑了，然后再退场。这样的空间里三流短篇小说是最合适的。我有三个短篇小说，都被导演贬为三流小说了。

顾文豪：来，我们为一流小说鼓掌。

读者：金老师刚才您说的话特别有意思，您说看书的时候喜欢看历史边角料，喜欢细小的事情，我看《回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父亲的部分，里面有您的叙述还有父亲的叙述，还有以前一些信件以及笔记的拼贴。您喜欢留一些空白，我自己认为这是您作为一个小说家，而不是一个典型非虚构作者面对以及处理历史的方式。刚才聊到了自然主义，阿老也说了，您的《繁花》有自然主义写法的痕迹，我后来一想也是这样子。就觉得比较有意思，非虚构里面有留白，但虚构里面又有自然主义，这好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有点错位的映照。我想听听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还是说您自己其实不是想把这个虚构以及非虚构的界限弄的那么清楚？谢谢。

金宇澄：关于《繁花》的自然主义，它整个语态其实是因为我写了5万字之后发现书里有一个人物，在自说自话。以往的书一般都是叙述方面用书面语，对话用方言。这本书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在说，这个人说话中间复述了跟某个人的对话，甚至复述了一堆人的说话。我越往后写越觉得自由，因为它是虚构，就是你慢慢进入一种方式以后，速度进展开始缓慢，但是有一个速度一直在继续。等于说到了这一站，又到了下一站。

非虚构的话是根据材料在做这样一件事，也有评论家说，哪怕再是非虚构，里面都有虚构的东西。但从我自己主观上，我觉得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材料来写。包括为什么我书里的故事1965年就结束了，1965年以及1966年以后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我就不写了。也有读者问我说你后面难道还有一本吗？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后面都是很多相似的内容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两本书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的，虚构可以随心所欲，不可能会碰到大量我不能说的事，我不能说的事可以绕到别的地方说。但如果是非虚构，要写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两个人，最好按照原来的样子。如果没有这部分的材料，或者我父亲没有说起过，我就没法写，大致就是这样。

读者：金老师好。金老师提到上海方言的写作，就是《繁花》的写作虽然是改良版的上海话，但是一看就有上海的气息，我不是上海人，但是我感觉到这就是上海的气息。我的问题是，上海是一个强势的文化地区，包括粤文化区也是。像中国内地，湖北或者湖南或者其他小的地方方言，这些地方的作者如果想用方言来写作的话，我觉得可能会遭遇一个更大的困难，他没有任何可以遵循。

金宇澄：这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已经有很好的样本了。比如说山西有一个入围过诺贝尔奖的曹乃谦，写雁北地区山沟里面的故事，就是用那个地方的方言。湖南的作者有一个何顿，他作品里面用了局部方言，吃饭叫“呷饭”，用了很多的湖南词特别可爱。但我们所谓的写作教育，没有提到过全篇用方言写，或者说叙事用方言写。除了阿老所说的建议，可以在读的过程中间逐渐慢慢搞清楚。虽然刚才说用了改良上海话，但还是有疏忽，发现还是有一些读者不懂，比如“十五支光电灯泡”。

清末上海人写过的一烛光，两烛光，大概当时是用蜡烛火来表示电灯亮度？等于现在的一瓦两瓦二十瓦？后大概转为“支光”，网上有读者说，什么是“支光”。因此好像我们写作就应该用书面语，上海因为有过去吴语的写作传统，所以比较顺理成章。我跟几个作者都建议说，实际上什么地方都可以写。为什么，因为方言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语言，没办法进入字典，因为它每天都在变。比如一个人离家去了美国20年，回来时再说家乡话，你就觉得这个人说话怪怪的，实际上他的方言在美国已经停下来了，而家乡的话每天都在变。比如《金瓶梅》里面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一些话是那样说的，现已经不说了。方言是很泥土、很活泼的语言。

顾文豪：我猜读者说的方言困难不是读写的困难，而是文章在发表过程当中的困难。金老师是特别有勇气的人，一旦决定用方言写作，是要展现一部分生活经验，用普通话没办法表达的那部分经验，用上海话表达，首先是上海独特经验的真实，然后才是他选择了最恰当的文体。我相信你所说的困难，更多来自于那种你更亲近一个代表权力载体的强势语言，还是更加珍视阿老所说的泥土芬芳的气息。

读者：第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自然主义的问题，我想问问跟现在所说的口述历史的关系？口述史可能不是一个作家才能做的了，所有老百姓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人口红利以及制造的红利都已经释放完了，还有最大一块潜在红利就是思想市场开放的红利。如果这一辈人记录下这个历史，用您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话，会不会对未来要开放的思想市场，形成往市场里面投机倒把、倒货的过程？

阿城：你说自然主义会让人投机倒把？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读者：是往思想市场里面倒东西，我们当年说放一个鸡放一个鸭再倒东西，这个市场会起来，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市场。

阿城：你说的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在今天回答，你一定要结合金老师的东西来看。金老师的两本书出版了，第一本好像有大家提到的方言障碍，其实它的效果是正面的，它的良性循环已经完全掩盖了方言的困惑问题，金老师有一部分关于现实的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让我们脑洞大开，可供讨论、研究、再现以及做研究用，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就失去材料了。这个材料是什么？就是给我们提供的思维材料。我刚才说过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是法国人主动认识那个时代的思维材料，这个思维材料可以把我们的思维打开，不是原来那样的角度，不是那样的尺度等等，另外也是一个证据。因此我同意你所说的，将来在思想要打开的时候它会提供资料。

在座的年轻人居多，你们参加金老师的对话会，我劝你们自己要开始积攒自然主义的资料，你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家乡的很多材料丢掉，它会引起你的痛苦，你会主动丢掉这个记忆。像上学一样，写的物理观察报告，化学观察报告，这些东西在你们可能是40、50岁或者50、60岁又有工作能力又有材料又赶上那个时代的时候发挥价值，赶上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个记忆，完蛋了，你看着人家挣钱吧！

读者：三位老师好，我只读过《繁花》，给我的感受是一个北京人对上海有了非常好的印象以及感觉，很有兴趣。我也是一口气读完《繁花》，看完之后吃了一星期的上海菜。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见到阿城老师，我想问阿城老师，您对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我想读读，谢谢。

阿城：我的东西就不要耽误工夫了。

金宇澄：阿老的作品在80年代，好像是1983年，在我工作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轰动整个文坛，直到现在。昨天我来北京碰到阿老我都说，最近看到一篇评论也是关于“三王”的评论，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交配教育和性教育是两回事，要让孩子对性习以为常

读者：《繁花》我看了两遍，其中一个关于性教育的片段给我震撼特别大。我自小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人，我觉得这是对的，这是真的，这是自然的东西。因为真善美和假丑恶不是那么区分的，因为金先生说假丑恶是本能，我不多说了。

我自己有孩子，对孩子的教育不能误人子弟。我在做教育的时候，包括面对其他的学生时，我不敢盲目地给他们输出价值观，比如家长说你必须送老师出门，我不敢这么说，我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只能供你参考。因为我非常尊重两位老师。阿城老师讲座我听了三次一直没有好意思问这个问题，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了我教的孩子问一个自私有点偏面的问题。怎么样教育孩子？

金宇澄：孩子的教育是有规定的，什么孩子读什么书。儿童应该是读童话，童话是最重要的。我跟您一样，也不懂孩子究竟应该怎么样教育，但我们作家协会附近有一个部队办的幼儿园，我成天经过，每天上下班都经过，经常发现有老外拍照，我平时不注意，仔细一看，原来园外的展览橱窗有小朋友照片，每个小朋友都是部队打扮，穿迷彩服，老外都拍这个。第一次知道教育小朋友可以这样。我后来给《南方周末》写了文章，以为不会发表，但他们也发表了，但发表了幼儿园还是这样，有时看到老师带着一帮小兵就跑出来了。我觉得这么小的孩子穿着军队迷彩服不太合适，应该让他们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这是很重要的。

阿城：交配教育和性教育是两回事，不要觉得性教育就是交配。性教育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没有尊重的基础，这个路就走歪了。以前好像是说我们对妇女不尊重，要女权等等。其实中国在这些方面有一个假象，就是妇女的地位其实非常高。清代的时候，有很多妇女运动，中国人从西方得到这个概念以后就做妇女运动。这里面有一种对中国自己的社会结构的不了解，这种运动产生的比较盲目。

为什么女主内，女主内跟男主外这个权力是同等的。《红楼梦》里凤姐是掌经济大权的人，她还用自己的钱投资了一个庙，庙就是印钞机。贾母最喜欢的就是王熙凤，不是贾宝玉。为什么？贾母当年也是这样。长房长媳是权力最大的，没有她的命令账房不敢开钱的，老爷好像是权力很大，外面做官什么的，他说要弄什么东西，账房说您的这个长嫂同意了吗？这个家族里面的安排是什么，安排是这个长房长媳也就是这个长嫂眼睛特别毒，她看家里谁是读书的料就让账房给他钱读书，谁是经商的料就给谁钱经商。长嫂不但是老板还是CEO，这两项都是女性担负的，而不能交给男性。为什么？男性会给花了吗？也不是。就是在这个人的关系和这个人有什么特质上，女性强于男性。女婴刚生下来以后，很快地谁说话她就看谁，从这个时候起，她就有积累的经验。先生在外面勾搭了一个什么人，回来瞒不住她，老婆一眼就看出来了，从小她就受这个训练。男孩子低头搞东西，不抬头，也不观察这些东西。因此长房长媳是最重要的，来了以后要参与这个家族的决策。

这其实也是一个性的关系，我们要把它这样扩大。中国在这些方面是怎么样的？这就是王熙凤。大家如果有时间再回头看《红楼梦》里王熙凤的重要性，用这个来比较一下妇女解放的条件。我姥姥是北方人，我父亲是四川人。北方人就是白洋淀这一带，一个女孩子14岁开始嫁人生育，乡间的风俗是什么，只要你结婚你就可以光膀子。因此我们现在说一个14、15岁的女孩子脱了上衣在街上走，这是新闻行为，如果拿摄像机跑到乡下这就不是新闻了，这是习以为常。住在保定，每一次新兵连都要受这个训练，提前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年轻女性不穿衣服，省得军心乱掉。那些新来的为什么军心乱掉，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没有这个风俗。作为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乳房对于我来说就不敏感，对于我来说就是母乳器官，没有那么强的性刺激，我们现在看手机上的什么八卦、走光了，这有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不是天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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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剧照（姚笛饰）

我家进城以后把我姥姥接到城里来，我姥姥早晨起来还是不穿上衣，那是机关大院，管事的就说这谁家的妇女，以为是疯子，就找谁家的，找到我们家，说让她穿上衣服，这不是随便的地方。这之后我姥姥就掩着怀，还是找机会就把上衣脱掉。其实在性这方面，让孩子从小开始习以为常，将来大了以后对器官的反应就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了，这是我实际的阅读经验以及我家族的传统以及视觉经验。

有人容易走极端，那就自然主义好了。他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社会，教他的时候要把其他文化里的说法告诉他。家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经验。我们把这个经验告诉他。而不是让他靠天性成长，靠天性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时候跟他说，把握一个时机跟他说，而不是泛泛的，这样他才能记住。一定要在有事件的时候给他说，很充分的说明。

读者：我的问题回到文字本身。我觉得金先生没立场的文字，没立场的写作，当然我是以极大的敬意说这句话的，是从写实主义的范式里面“逃逸”出来的表达方式。我比较好奇您这个写作本身的过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没有一种“逃课”的自然感。

金宇澄：谢谢，没有人说过这个话，说我是没立场的。当编辑当了那么多年，我自己的感悟就是说，发现现在的读者是非常厉害的。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我们买衣服走到商店里面，都有一个柜台栏着，你要买什么，里面售货员就给你介绍，这个商品是什么样，那个商品是什么样，现在都是超市了，超市里你愿意拿什么你就拿什么。我说的这个写作，就是现在其实已经不需要介绍，这事情那事情是怎么回事，把东西都摆出来，各位都明白，可能感兴趣，或者有一部分你并不感兴趣，各位都能判断了。譬如说我们现在再去看30年代的电影，觉得怎么那么慢，说话那么慢，什么都慢。现在的电影有很多的跳跃、闪回。如果拿到过去播，过去的观众肯定不理解。所以现在和过去，或者说2010年的读者和1980年的读者，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我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这么做的。我觉得我的解释或者要我解释我的立场已经是多余的了。

读者：您怎么看待非虚构写作里面的虚构成分。我这么说是因为觉得刚才您讲了一个故事，手纸里包着金叶子那个。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不可信，咱们就不用具体分析这个细节了，但是可能就会觉得不可信，觉得这个里面有虚构的成分，但他是站在一个非虚构的立场上写的。包括您说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里面的内容受争议也是因为大家觉得里面很多东西不可信，也就是非虚构的虚构成分，您能否谈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金宇澄：这是很难解释的，有的读者会认为他是真的，比如说陈巨来，都说他是在瞎说，但他经常在自己的书里面黑自己，一般怎么会黑自己呢？有个画家买了女孩子回来做小妾，画家要到大老婆那儿去的时候，让陈巨来经常去观察她。陈巨来看了一阵之后说不行了，这女孩子心野，天天想往外走，你不在的时候她就想出去听戏。画家着急了说那怎么办？陈巨来说没什么好办法了，就让她抽鸦片吧，抽了鸦片就听话了。当时读这一节就很震撼，鸦片这东西在当时是可以随便说的，抽香烟那样，结果抽了鸦片那个女孩就安静了，天天晚上陪着陈巨来说话，不想出去了。如果说陈巨来瞎说别人八卦，一般不大会黑自己，他常常写到自己的问题，并检讨“这万恶的旧社会啊”等等。当然不论真假这样的段落，会引发通常缺乏的想象空间，我觉得这才是写作的意义。谢谢。

提问：现在你的书非常出名，一些朗读放到网络平台有人打赏会不会侵犯了你的著作权？

金宇澄：我没有这个问题。

顾文豪：刚才这位读者说虚构和非虚构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对于真实的定义有一点点牵强。为什么，我们今天认为真和假的定义和在那个情景当中认为的真和假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相信和真假是两个事情。

今天的活动让我想起斯宾诺莎的话，他说，勿嘲笑，勿讥骂，勿责怪，望求理解。非常感谢读者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充满理解的下午。

王家卫导演的《繁花》终于出了预告片。

这部电影改编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说《繁花》，小说也荣获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小说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讲的是几个成长在剧烈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由青春到中年的爱恨生死往事。

讽刺的是，这部小说的一次著名的“出圈”事件并不是来自王家卫的改编，而是来自于小说作者金宇澄在《十三邀》中一段为“渣男”辩解的语录。因为这番言论，金先生遭受了不少来自网友的炮轰，更有甚者跑到豆瓣上恶意将这本小说的书评打得很低。这次风波一如互联网上所有的狗血热搜，一群自诩三观正确的键盘侠找到合理借口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第二天就偃旗息鼓，了无痕迹。

《繁花》这部小说迷人而厚重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正确”。我很难说这是一部有着清晰脉络与情节的小说。小说的叙述者总是从这个人物跑到那个人物，任他们絮絮叨叨或是自己经历或是听自别人的各种琐事。金宇澄在小说的跋里提及，他在小说里采用的是“面对一张圆台，十多双筷子、一桌酒，人多且杂，一并在背景里流过去”的中式叙事方式。也因此，这是一部巨细地刻画出一代上海市民阶层男女老幼纷繁群像的浮世绘，充满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供人们咀嚼碎嘴的风流韵事。这其间流露出来的，就是独属于上海人的倜傥、风骚、暧昧、算计，一切都在逢场作戏的勾兑中进退缠斗、相依相克的关系建立方式。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台面规矩与潜在规则，点到为止、栈道陈仓。表面上看都是一个个以个人为中心莺莺燕燕的情事，实际上这一切的叠加与重合，不就正是一方地域深厚活跃的市民文化与风俗的具体体现吗？

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写到做了二十年犯人的陆焉识平反以后回到新上海时的观感：

“对他们来说，玉佛寺、城隍庙、国际饭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从前，脏了，破旧了。留着无产者们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论信徒们对物质世界的毁灭欲让他们寒心地摇头。最伤他们心的是，软语漫笑的上海人没了。”

这段话充分道出了那个似乎随着旧世界一同消逝的上海曾有的风华。而《繁花》中呈现的，正是这风华如何又借着新世界里一个个凡夫俗子还魂乍现。这种气质具体是什么，事实上金宇澄在小说开篇部分也尝试点明：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当然，《繁花》的这种“还魂”不仅是通过小说里此起彼伏的那些男女情事，更是作者通过非凡的记忆力与表现力将那个时代上海的街巷地图、民居建筑甚至是细小的物件，都做到了独特的展现。小说里配有金澄宇手绘的地图和插画，像是一部关于上海60-70年代的个人民族志。如此丰富翔实，以背景形式存在于小说中的描写与手绘图，加深小说时间与人文的厚度。

《繁花》的语体也很特别。据金宇澄所说，写这部小说时他特地借鉴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写法。像旧社会里说书人讲故事的语气。这种叙事策略的确与小说本身展现的气韵符合，也带来了极其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但我得承认，我这样习惯现代汉语表达的人读起来真是很难专注。引用小说里引子部分的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鬓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

小说便是通篇都采取这么一种调调。无休无止，绵绵长长。除此之外，章节之间采取了将旧时代与新时代相互交织的结构，读起来愈发有一种形而上存在的地域灵魂借着小个体现形历事的感受。任怎样的时势变迁，风起云涌，都是一副不卑不亢的妩媚柔韧之态，不变应万变。

作家李敬泽曾评价小说《繁花》：

在现代小说中，得到《红楼梦》真正精髓的小说其实不是很多，应该说金宇澄是做到了。

《繁花》是作家金宇澄的代表作，曾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书中以20世纪60至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阿宝、沪生、小毛等不同阶层的人物，描绘了繁华都市里的众生相。

这些看似有一搭没一搭的市井故事，前后牵扯出了100多个性格各异的人物。

他们一起赏尽热闹俗世中的璀璨烟火，又在盛景凋零后，各自承受荒烟蔓草间的寂寥孤行。

金宇澄说：“繁华繁花，物极必衰，人生就是这样。”

绚烂的姹紫嫣红，在绽放的同时，也意味着枯萎和凋零。

深厚的万般情谊，在轰轰烈烈过后，便是猝不及防的散场。

世间的一切，终将如落花般归于泥土，唯有孤独恒常如新，如影随形。

• 繁花似锦，却终有落尽时。

书中的故事，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旧上海。

少年阿宝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底楼邻居家的女儿蓓蒂，是他青梅竹马的玩伴，平日里与他形影不离。

阿宝的姑姑是位老师，偶尔会带一个叫沪生的孩子回家补课。

一次，阿宝和蓓蒂去姑姑家，恰好遇到了沪生，三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沪生的邻居家女孩叫姝华，是个喜欢读书、摘抄的文艺青年。

沪生去姝华家做客时，姝华常会念诗给他听，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有一天，阿宝和蓓蒂要看电影，不怕麻烦的沪生便代替他们去排队买票。

在电影院门口，沪生认识了排在自己前面的同龄人小毛。

小毛是工人家庭的孩子，为人仗义，性格直爽，爱看武侠小说，还报了习武课。

小毛生日那天，沪生为他办了一场庆生聚会，同时也邀请了姝华、阿宝和蓓蒂过来参加。

五人围坐在一起吹蜡烛、吃蛋糕，玩得特别开心。

兴奋又感动的小毛，当场提议要与大家结为异姓兄弟姊妹，一辈子都不分开。

虽然没有张罗结拜仪式，但自那以后，他们就成了来往密切的小团体。

他们一起聊天、看书、看电影，牢记彼此的喜好，并时常交换礼物。

亲戚从外地寄来了什么好东西，他们也会拿去跟彼此分享。

要是有谁遇到了麻烦，其他人还会想尽办法出钱或出力。

然而，这份至真至诚的情谊，只维持了短短几年。

在躁动不安的时代浪潮下，五人先后遭遇了家道中落、背井离乡等磨难。

阿宝家的财产被没收，一家人搬进偏远的工人村，饱受旁人的白眼和冷待。

蓓蒂因父母被捕，带着管家阿婆不告而别，此后如人间蒸发般音信全无。

沪生被分配到五金公司做采购，时常天南海北地出差，与朋友聚少离多。

被分配到工厂的小毛，则在已婚女邻居银凤的引诱下，谈起了不伦恋。

东窗事发后，小毛的母亲为息事宁人，火速安排他结婚、搬家，远离了从前的圈子。

而五人中境况最糟糕的，是被分配到吉林省务农的姝华。

她刚到那里一年多，就与当地人结了婚，并接连生下三个孩子。

丈夫待她不好，生活也极为贫苦，不堪重负的她最终精神崩溃，变得痴痴傻傻。

就这样，说好永不分离的五人，在现实的裹挟下各奔东西，退出了彼此的生活。

想起这样一段话：

热闹散去，都是空虚；繁华落尽，尽是悲凉。有些事，终会散去；有些人，终会不见。

尘归尘土归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

越长大越明白，人生在世，无非就是一场孤身逆旅。

聚散乃寻常事，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陪你一辈子。

呼朋引伴的盛席华筵，总是在寂静的深夜里悄然散场；

如胶似漆的亲密至交，也常在人生的岔路中分道扬镳。

到头来，谁也逃不过孤独的宿命，你我都将单枪匹马地闯过岁月长河。

• 人生的大多数痛苦，都来自不甘寂寞。

《繁花》中，围绕在沪生和阿宝身边的，还有形形色色的都市男女。

他们不甘寂寞，眷恋喧嚣，不管不顾地追随欢声笑语。

待浮华褪尽，他们才发现，自己早已落入孤身一人的牢笼。

其中，有一位是沪生长大后认识的朋友陶陶，在菜市场卖大闸蟹。

他喜欢凑热闹、聊八卦，天天拉着顾客、同行讲个没完。

但能说会道的他，偏偏跟妻子话不投机，每次回到家里，都让他倍感压抑。

自从在饭局邂逅卖服装的小琴后，他才觉得所有的寂寞都有了出口。

两人默契十足、无话不谈，一来一往地，很快就聊出了婚外情。

为了守住这份热烈与温存，他执意与妻子离了婚，要跟小琴共度余生。

谁知，结婚证还没到手，小琴就意外坠楼去世了。

更戏剧性的是，陶陶在警局做笔录时，发现了小琴的日记。

原来，小琴根本不爱他，只是贪图他的房子和财产。

他毁了自己的家庭，遭受朋友的唾弃，还被辜负了真心，最终落得一无所有。

还有一位是沪生的前女友梅瑞，在贸易公司上班。

梅瑞跟沪生恋爱时，沪生已家道中落，买不起房。

她便果断分手，转头嫁给了一个家里有房的男人。

不料，还没过几年安稳日子，丈夫便因工伤瘫痪了。

梅瑞耐不住寂寞，宁愿放弃房产和孩子，也要和丈夫离婚。

她还有意无意地接触阿宝，跟有妇之夫康总搞暧昧，甚至跟自己的继父纠缠不清。

继父是个生意人，与梅瑞母亲感情不和，时常爆发争执。

每次吵了架，继父就带梅瑞出去花天酒地，玩到彻夜不归。

有人劝告梅瑞，要与继父保持距离，免得引来流言蜚语。

她一句都听不进去，只顾享受眼前的热闹与快活。

结果好景不长，继父因非法融资被捕入狱，母亲卖掉房产去了国外。

无处可去的她，不得不回到丈夫身边。

但她的名声已经坏了，婆婆和孩子对她满腹怨言，张口就是训斥。

昔日献殷勤的康总对她避之不及，之前的女性朋友也不再同她来往。

透支了不属于自己的热闹，她终究要靠下半生的空虚和凄凉来偿还。

生活中，总有些人在寂寞中惶惶不安，想方设法地扎进人群，融进繁华。

殊不知，喧嚣的狂欢转瞬即逝，剩下的都是似水流年的虚无。

一个人若盲目地追逐熙熙攘攘，一次次偏离自己的轨道，灵魂迟早会无处安放，只能在世间无助徘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中所说：

“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拥有过热闹与温暖之后再面对，那孤独便会被加倍放大。”

生命中最难得的，不是随时有人与你举杯豪饮，而是月下独酌也能自得其乐。

借外物填补空虚，靠热闹驱散焦虑，你的内心只会愈发贫瘠和荒芜。

尝试与孤独相处，才能在纷纷扰扰中，构建出清净自在的灵魂栖息地。

• 耐得住孤独，才能熬得到下一次花开。

兜兜转转近二十年后，小毛与阿宝、沪生意外重逢了。

只可惜，小毛那时已身患重病，命不久矣。

至于前因后果，要从小毛被迫结婚那年说起。

新婚之时，他并不喜欢妻子春香，但对方温柔体贴、善解人意，逐渐融化了他的冷漠。

当他终于打算忘掉女邻居银凤，跟春香好好过日子时，春香却因难产不幸去世了。

接连失去两个深爱的女人后，小毛心中陡增无限的遗憾和孤独感。

他不愿再结婚生子，也不敢再轻易向任何女人敞开心扉，只能日夜被空洞和寂寥折磨。

结果，人到中年，他就怀着对银凤、春香的思念，和挥之不去的空虚感，匆匆离开了人世。

小毛在孤独中苦苦挣扎时，沪生和阿宝分别经历了几段失败的感情。

沪生与梅瑞分手后，跟一个叫白萍的女孩结了婚，打算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婚后不久，白萍自作主张地出了国，一走就是好几年，始终杳无音讯。

阿宝则在谈了几次无疾而终的恋爱后，遇见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李李。

但李李年轻时，曾被人骗去跳脱衣舞，因宁死不从而惨遭虐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

哪怕阿宝极力抚慰与挽留，看破红尘的她，也毅然决绝地出了家。

沪生多年独守空房，阿宝也与爱人有缘无分，但他们并未像小毛一样，任由自己在孤独中沉沦。

他们能承受所有的求而不得、聚散离合，选择坦然活在当下，坚定望向前方。

小毛去世前，沪生的妻子终于来了信，告诉他自己有了新的爱人。

他明白继续纠缠，只会让自己徒增痛苦，便决定放过彼此。

阿宝也和某位前女友偶然相遇，对方为了排解寂寞，主动打电话邀约他。

他深知沉溺过往，只会让内心更加空虚，便客气地拒绝了对方。

故事的最后，沪生感慨道：

记得梅艳芳唱的，“重谈笑语人重悲，无尽岁月风里吹”，现在我退一步，只能求稳求实了。

这世间所有繁华的尽头，皆为物是人非的凄凉与空虚。

那些刺骨挠心的孤独瞬间，犹如坚不可摧的顽石，横亘在你我的内心深处。

你甩不开，也躲不过，不如坦然与孤独为伴，给予自己一片清欢。

正如沪生与阿宝，历尽悲欢，知交零落，依旧满怀希望地走向了未来。

作家刘同说：

“曾经我认为，孤独是世界上，只剩自己一个人；现在我认为，孤独是自己居然就能成一个世界。”

滚滚红尘即道场，随时袭来的孤独，则是我们必经的修行。

一味排斥它，只能品尝到茕茕孑立的悲凉；试着享受它，才能体会到悠然自得的美妙。

将难熬的孤寂，化为自在的逍遥，你终会在不知不觉间，穿越荒无人烟的沼泽，等到内心的春暖花开。

《繁花》一书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缘起缘灭，无非都是在告诉我们：

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

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

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

在这世间走一遭，谁不是赤条条而来，又孤零零离去？

芸芸众生的喧哗，觥筹交错的狂欢背后，不过是一场场更为盛大的荒凉与落寞。

人人生而孤独，我们只能在风雨兼程中，独自咽下委屈，默默舔舐伤口。

可你要相信，正是那些孤军奋战的日子，让你变得更强大，更从容。

等历经千帆、繁华落尽，你就会明白：享受孤独，才是一个人净化心灵尘埃，丰满精神世界的必经之路。

玲子这个人，跟汪小姐相比，对宝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玲子，是主动在异国他乡帮助阿宝的人，而汪小姐，是阿宝在事业上自己找到的助力。

这其中的差别，大了！

阿宝不是没有看过人间疾苦，也不是没有被人抛弃过。

他在上海混，人人都会根据他能带来的好处和利益，来计算跟他的交情和给出的脸色。

但是，在日本东京，没有人认识宝爷，走在路上，连语言都不通。

玲子因为他是老乡，就给他指路，就陪着他等人，拉着他去吃面，帮他等人。

这份暖心，是识于微时的交情，是不掺杂任何利益关系的交情。

这对阿宝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所以，他虽然说自己没心思听玲子的宏图大志，但是这些话，他是放在心里的。

这一段主要是两个演员演得太差，不然就是一眼万年的桥段了。

其实，没有玲子，阿宝是不是真的就谈不成日本的生意了？

也许不一定，也许他会遇到其他的指路人，也许他会灰溜溜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再来，没有发生的事有千万种可能，但是你不能这样想你的恩人。

你恰巧遇到她，她恰巧帮了你。

这个善良的姑娘，仅仅凭借自己的几句话，就把好运借给自己。

阿宝其实在那一瞬间，看到了玲子最真实的可贵，这份可贵，是用钱换不来的，因为彼时彼地，钱，解决不了问题，玲子的指路和陪伴，才解决了问题。

然后，你想，玲子这份可贵固然是很难得，固然是很值得感激。

但是，如果阿宝对玲子完全没有情愫，犯得着为她开家饭店吗？

玲子在阿宝心里的位置，我觉得阿宝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说，玲子的做法是一种善良，阿宝的作法，其实已经越界了。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愿不愿跟我走？”

《花样年华》里周暮云没有实现的，王家卫在阿宝身上实现了。

你说这一段跟那一段没有关系，十年老粉都不会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阿宝用机票让玲子跟他回了上海，开了店，日常都让着玲子作来作去。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一个这么善良的好姑娘，怎么为了阿宝的机票回了大上海，就变得势利起来了？

如果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我相信，很少女人有钱就变坏的，因为玲子这样善良的女人，她要的只是归宿，她在日本能对阿宝那么全力帮忙，说明她原本不是那么势利的人。

而且，阿宝这么精明的人，又有精明的爷叔在盯着，大部分观众都反感玲子的作精势利行为，他为什么不反感？

我看他还很享受，连玲子挂了电话再过几秒来要钱都算得十足十？

那是因为宝总比观众更懂玲子，观众爱不上玲子，宝总看过玲子对他最真实的帮助，他觉得自己看到了真实的玲子，他觉得玲子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把夜东京当家，他信任玲子，就像那一晚在东京，玲子也相信和帮助了他这个陌生人。

玲子对他的各种薅羊毛，他都不介意，因为玲子薅羊毛的行为，总是在明处。

玲子这个人，虽然我真的很讨厌她的呱噪，但是，我也很佩服她的勇敢。

她能为了阿宝回上海，她也能在第一顿饭的时候，就说了自己到了四十岁找不到，就跟阿宝凑合着过。

其实不是凑合，是一种给彼此的适应的机会。

毕竟在此之前，大家只是一面之缘，接下来合适不合适，还得慢慢看。

结果呢？

玲子发现宝总原来真的莺莺燕燕很多很多，但是玲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没有全部往心里去，因为，毕竟不管她怎么薅羊毛，宝总都不在意。他俩彼此都很享受这种小伎俩。因为薅来薅去，最后都用在宝总身上。

其实每一次薅羊毛，都是玲子对宝总的试探。

你说开股东大会要跑那么远是为什么？

我最初还真的以为有多少股东，结果就他们两个人。

这不是股东大会了，这是两个人的情趣了。

虽然阿宝嘟嘟囔囔的埋怨，但是不埋怨，这个调性就要跑到言情剧里了。

玲子说的是什么，她每分每秒都在提醒宝总，姐为了守着这个家业是真心实意的，你特么啥时候收心啊？

玲子薅了那么多羊毛，她真的很奢侈吗？一个屋顶漏水这么多年她没钱修？

她的钱，都存起来给宝总关键时刻救急的。

这份未雨绸缪和全心全意，你以为宝总不知道？

他知道的。

所以，他被车撞了，躺了一个月，好了就跑去夜东京，大家没有眼泪鼻涕一把抓，玲子立马就噼里啪啦放炮，她永远是全心全意为宝总鞍前马后的人。

这个人，

不是宝总为了发达，求来的爷叔；

也不是宝总为了跟27号搞关系，找来的汪小姐；

这个人，是曾经在东京给他指过路的玲子；是宝总出事以后，立马帮他查出真凶的玲子；是做生意得罪汪小姐，能立马想到买耳环哄美人的玲子。

你说，玲子的价值是什么？

失去玲子，宝总失去的就是大上海对他最真的一份心。

你可以去勾心斗角，你可以去尔虞我诈，你也可以在股市里翻云覆雨，但是像玲子这样的女人，无论是做老婆，情人，朋友，都不会有第二个了。

无语，我写着写着要哭了，哎，我本来最讨厌玲子，现在觉得她最可贵。我真是中了王家卫的毒。

没深意。

《繁花》是在央8播放，同时间段的央1正在放《问苍茫》。

总编剧是省部级大员，新启用的特性演员王仁君曾经也是偶像剧选手。

里面还有演出常凯申味道的白客。

央8是个没有多少政治意味的频道，放啥片完全看有啥片，质量也高低不同。

真要说有啥意义。

《繁花》的出现代表了沪语圈本来作为内地文娱高地，开始找回自己本来的文化地位。

比如京圈“大才子”黄磊，他是考上戏没考上，转头去的北影。

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地位，跟它在文艺界的地位存在着巨大落差。

当年京剧界有个词，叫：“北京学艺，天津出名，上海赚钱”。

上海在旧中国代表了文艺最高层次，电影从上海出，京剧要去上海才能算赚钱。鸳鸯蝴蝶是上海的恨水东逝。还珠楼主也是生于巴蜀，成于津门，最终在上海写就如今网文的鼻祖长篇《蜀山剑侠传》。

新中国建立后，上海其实是不断走低的，政治经济上依旧重要，但是文化上让位了。

同时让位的还有整个江南。

新的革命时代不需要鸳鸯蝴蝶，也不需要蜀山剑侠。

上海的电影人南下港九，这才有了邵氏。

从这个层面上说，王家卫重回石库门，在十里洋场开拍繁花，也算是文化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王家卫是58年生于上海，63年去往香港。

他今日重回故乡，从香港的电影制作人转向大陆的电视剧制作，领投方是上海广电。

香港电影的凋敝可以在此画上一个句号。

至于说意义，是我们终于在荧幕上找到了上海男人的形象，也终于看见了上海的流氓……

这一刻，胡歌与周信芳形神偕同，杨浦小六子与青帮弟子精神共鸣。

一切刻板消失之后，连同一切的还是中国人绕不开的三碗面。

体面、情面、场面。

什么孔孟夫子，马列西圣，都是假的。

当然，一切转回建政，这部戏注定会展现出中国不同年龄段人，不同地区人之间的巨大落差。

有些厂子正忙着内退下岗，有些厂子拿着西方的订单浴火重生。

不同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

中国发展的太快，有些人和事只能用时间去改变。

我很悲观。

我认为此剧就是沪语文化的一次华丽的葬礼。

主要角色都由年过40的中年上海人来演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演的最NB，海派味最正的还是一个55岁的前足球运动员。和一个90岁的老头。

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后继无人了。

宝总的问题由来已久。

爷叔看中宝总，有几个原因：

第一，宝总有勇气，一无所有敢借钱入市，不怕背债。敢闯敢干，才能赚钱。钱不会自己走过来，你要跑过去。

第二，准时，守信用，这是生意人取信于人的基本。

第三：有目标，不短视。拿麻袋装了一堆钱，不为蝇头小利所惑，没有跑路，而是等着爷叔带他赚大钱。

但是，这些优点都抵不过一个缺点：

宝总的恋爱脑。

说好听一点，就是他太重感情。

但是本质上，就是他事业爱情分不清。

爷叔很清楚的。

他两个老婆，那就是老婆，他可以为她们坐牢。那是他的责任。

但是他搞事业，就是搞事业。不会在搞事业的时候，顺便搞男女关系。

阿宝就拎不清。

他看不上玲子的地方，是他知道玲子喜欢阿宝，他觉得玲子仗着阿宝的纵容薅阿宝的羊毛。

玲子自己单干了，他开心得不行。

不是他对玲子这个人有什么意见，是他觉得阿宝搞事业就搞事业，不要感情事业混到一起。

夜东京，要么你开，要么我开，不能我掏钱，你享福。

我谈收益，阿宝跟我谈他和玲子的感情。

这样事业没法搞。

爷叔是对的。

幸好玲子挥剑斩情丝，自己单干了。

爷叔也看不上汪小姐。

他也不是对汪小姐这个爱哭精有什么看法。

他觉得阿宝虽然借着跟汪小姐合作得到了便利，但是汪小姐得到了更多的升职机会。

在生意场上，如果大家所得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阿宝付出的多就算了，还要不断地把天平往下压，接下来就是要自己割肉喂鹰，断自己生路了。

阿宝把沃尔玛拱手让给汪小姐，已经不是做生意了，而是谈感情。

阿宝既然要谈感情，就没爷叔什么事了，这个阿宝可以自己上。

在阿宝这个企图上，他所有的优点在爷叔面前都黯然失色了。

因为这就等于唐中宗要把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江山让给韦皇后。

你说大唐忠臣崩溃不崩溃？

爷叔为了阿宝掏心掏肺，阿宝烘手相让自己半壁江山的方法，是背刺爷叔。

这是哪个经理人都受不了的。

烂泥扶不上墙，就是爷叔那一刻甩手离开时，所有的愤怒。

前两集爷叔给宝总上的课白上了！

观众在荧幕外感动得稀里哗啦，宝总其实一句爷叔的话也没听进去。

我来给糊涂油蒙了心的宝总解释一下：

为什么沃尔玛的单子是宝总的逃生通道？

宝总以为这个单子只是一个单子而已，是为了预防他股市失败，还有一点钱兜底。

他错了。

划重点：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以后所有大生意的风向标。

沃尔玛的单子之所以要做成，代表了宝总的实力。

汪小姐是27号的关系户，人人都知道。

这个关系户一来，宝总的单子就没了，说明了什么？

这么多年宝总的实力是假的，他靠的是汪明珠，而不是汪明珠靠他。

汪明珠的生意要是做成了，就会给上海外贸市场传递一个消息：

在关系户面前，实力不堪一击。

从此以后，大单只有关系户汪明珠可以做，宝总在27号就不响了。

以后大单子再也不会找他。

他在外贸这块，就要站在下游，天天喝西北风了。

他不懂这个单子的意义重大，是悟性不够。

他不相信爷叔的判断，是不值得信任。

他为了感情放弃自己的事业，是拎不清。

这样的人，我是爷叔我也走。

爷叔以前无数次提醒过他的问题，太重感情到分不清界限，终于酿成大祸。

当初炒股炒得好好的，是他非要做外贸，爷叔不得不帮他两边谋划，殚精竭虑。

现在好了，一帆风顺让他忘乎所以，爷叔等于他一穷二白请回来的经理人，经理人为了他鞠躬尽瘁，他在背后为了博红颜一笑捅爷叔一刀。

你是人吗？

你开诚布公说出来你会死啊，爷叔给过你机会的。

你怕爷叔发现不同意？

爷叔迟早会发现的，你不要像小朋友撒谎一样的幼稚好吗？

爷叔走肯定是查出来了，不管深圳哪个厂，都是宝总在背后做的推手垫的钱找的关系。

这两集看到我气死。

如果汪明珠的成功真的靠她自己，我会像尊重玲子一样尊重她，但现在她的戏份就是傻白甜要搞事业，两个霸总出人出钱又出力，非要把事业喂到汪小姐嘴里。

爷叔走好，我帮你看着阿宝栽跟头！

爷叔离开宝总，看似是因为汪小姐的单子，但实际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儿和不在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爷叔最初教宝总，测试了宝总的勇气、信用，这些品质打动了他，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宝总有执行力、听话，让他做啥他就做啥，而且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成指令。也正因如此，阿宝才能迅速崛起成为宝总。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宝总已经把爷叔的本事学了至少七八成，很多决定他都可以自己做，也没以前那么“听话”了。比如和玲子的关系，爷叔一直管玲子叫“讨债鬼”，他是反对宝总一直给玲子和夜东京输血的，但是宝总依然我行我素。比如在梅萍的事情上，爷叔让宝总别那么感情用事，毕竟梅萍还在27号，有用得着的地方，可是宝总每次见了梅萍依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完全不符合爷叔做生意的准则。

而沃尔玛的单子和汪小姐的事情只不过是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而已。如果说以前宝总是说了不听，汪小姐的事情上宝总是阳奉阴违，甚至暗中和爷叔对着干。爷叔给他铺条路，他自己就帮汪小姐搭条桥。

爷叔走的时候就说了，“我天天为你谋划黄浦江的事儿，你却尽想着苏州河的事儿”。爷叔也很无奈啊，自己再运筹帷幄，也架不住宝总胳膊肘往外拐啊。

宝总的操作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他不想得罪爷叔，不想让爷叔失望，所以爷叔问他是不是不要这个单子时，他还是签了爷叔买的机票。另一方面，汪小姐的忙他还是要帮的，他一直都是个重情义的人，从一开始处理蔡司令的事情时就很重情义，这是宝总的底色，也是他不同于很多商人的地方。他败于斯，也成于斯。

爷叔是在看到梅萍拿来的合同的时候决定走的，他既生气他的一意孤行使得沃尔玛的单子丢掉了，彻底堵上了逃生通道，同样也感觉自己再继续在这儿的意义不大。很多事情，宝总都有自己的主意，宝总已然不是那个言听计从的宝总了，而爷叔和宝总不同之处在于，他做生意多半是不讲情义的，他对梅萍的态度就可见一斑。所以他留在这儿，只会和宝总互相掣肘，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宝总自己单干，等他栽跟头的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自己再回来帮他。最新播出的两集中，爷叔回来了一次，就教了宝总一招：退。退是什么？退不是真的退，所谓的退，是以退为进，懵逼敌人，当敌人觉得你输掉的时候，你再出其不意迎头痛击攻其不备，没准就能大获全胜。这个退字就是宝总跟强总在股市大战中的重要策略，所以我们看到强总顺利地釜底抽薪了宝总的资金，看似把他逼上了绝路。但事实上，就像他说的，他要打强总一个伏击。

所以说来说去，爷叔走了，倒也全不是负气出走，而是认为宝总有自己的做事方式，也可以独当一面，他也可以承担自己做错事情的后果，那么还不如让他单飞，自己也确实可以颐养天年了。他的出走并不意味着不管宝总，也并不意味师徒关系破裂。

这部剧一开始讲两个女人（玲子和汪明珠对一个男人（阿宝）的恋爱脑，一个精致的利益主义者（李李）对阿宝逐渐感情升温的脑残故事。

玲子（马伊琍 饰）让阿宝在她与汪小姐之间作出选择。汪小姐（唐嫣 饰）让阿宝在她与李李（辛芷蕾 饰）之间作出抉择。

汪小姐和阿宝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扬言可以为了阿宝牺牲铁饭碗，沿街卖红薯。汪小姐对阿宝事业上的帮衬都是恋爱脑惹的祸，其实金花之前已经说过，汪小姐和宝总是互相成就，但是不要触碰了红线——和客户谈恋爱。

其实，在汪小姐的心里，始终是事业重于感情的，她辞职并不是为了逼阿宝表明心迹，而是想要一份干净而又光明正大的事业。因为她太了解阿宝了在外人眼中的印象了，外人眼中的阿宝是一个为了两张外贸单子啥事情都做的出来的人，在外人眼中自己和阿宝早就不清不楚了。所以汪小姐最怕被人家说闲话，就算卖烤红薯也要清清爽爽的去卖。汪小姐生气，是因为在李李出现之前，宝总能端上台面的异性关系只有她自己。由于是服务于被服务对象的关系，他们克制着不搞暧昧。别人打趣汪小姐是白娘子，阿宝是许仙，汪小姐立刻予以否认。就连同事说让汪小姐嫁给阿宝，她也是立即反驳。可见汪小姐是一个讲原则，有底线的人。

剧中的镜头语言也十分明确，说实话汪对于宝的情感是在得知宝有危险的时候爆发，我还怕她有点为了爱不顾一切，可是到最后汪小姐看重的还是事业和自己的脸面。

更恶心的就是，她和范总说，她为了争一口气，这是爱宝总吗？其实，只不过是爱宝总和27号给自己带来的利益罢了。

从剧中来看，玲子只要有机会，就会从宝总那里拿钱。开股东大会，玲子给爷叔买了一份糕点，阿宝拿了二十万。夜东京要装修，开口就要一百万；耳环明明才两千八，到了玲子那就是原价两万六；还没算上那些要宝总报销的伙食费等等。

爷叔说夜东京赔钱，其实是宝总赔钱，玲子的小金库怕是有好几万了，很多人都觉得玲子这么做的目的是为给宝总存钱，以防万一，换句话来说，给宝总提前留好退路。

可是，玲子真的是宝总的退路吗？

玲子才是最爱宝总的女人，她只字不提爱，却无处不是爱

繁花里的三个绝色女人，我欣赏李李的冷艳睿智，我喜欢汪小姐的热烈赤诚甚至嫉妒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我唯独心疼玲子，纵使她有万般不是，她却是最爱宝总的那个女人。

玲子知道宝总的一切习惯，“糟鱼要吃七宝的，鸡爪要吃川沙的，朱家角的酱菜还有崇明的糕，哪一样不是我两只脚去跑来的呀。”她对他的口味了如指掌，她也乐地去给宝总张罗着这些，因为这是一个普通妻子该做的事情。

玲子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会算账本，其实一直在好好管理账簿（后面决裂时交出厚厚的一沓，新的旧的都有，爷叔的原话说她日清月结，利析秋毫）；嘴上说着不会帮李李，转身就扮成日本千金去进货大王蛇，她背后都在帮他。

玲子也想做小女人，可她做不了，也不能做，她那一副自己编制的铠甲，是她对抗世界的武器，所以她做不到如汪小姐至真至纯，做不到如李李冷静沉着。

可阿宝毕竟是经商之人，运筹帷幄，八面玲珑，也有情有义，因而为人处世也就处处留有余地，包括对身边的女人。

他怎能不知玲子的爱，他一清二楚，但是他确确实实不爱她，只是把玲子当成了自己的姐姐，当成了亲人。

刺激到玲子的是，她身边的朋友说宝总不爱她，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这就意味着，大家都知道，阿宝选谁都不会选她，所以她做一切都是徒劳，即便是自己知道，但是别人说出来那就是不一样的。伤了她的自尊，损了她的颜面，最后也离开了阿宝。

所以，玲子爱面子大于爱宝总。

由此可见，汪小姐执迷不悔的不是男女之情，而是对于原则和名誉的坚守；玲子执迷不悟的是她的自尊和面子。一个想要当上科长，就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站在外贸大楼；一个想在中国每个地方开一家夜东京，做全世界的老板娘。最后，让这个男人阿宝孤独终老。

后天，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将在央视开播。

没错，就是改编自作家金宇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作品，也被称为“内娱哪吒”，传说从2014年就开始筹备，王家卫跟胡歌磨了三年才拍完的《繁花》。

大概因为拖得太久，刚听到定档的消息，乌鸦小伙伴竟说，算是提速了，还以为要拖到2025年…

期待是有的，毕竟是王家卫时隔多年再出手，《繁花》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小说。

但更多的，是担心…

前两年刚释出首支预告，就有网友吐槽：这音乐，这画风，像极了奢侈品男装的广告。

而最近放出了新预告，加上的却是这样的简介：故事将围绕阿宝展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在沪上弄潮儿女中留下一段传奇…

原著党大为迷惑…

画面走民国风，剧情似乎是励志向？这是…《繁花》？

难怪网友质疑：这拍的是香港人眼里的上海滩，摆渡人2纸醉金迷小时代，还是中国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还有人说：没有沪生和小毛，算什么《繁花》？

更有人挖出金宇澄的采访视频：其实，电影跟小说关系不大…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今天，乌鸦打算先来聊聊小说《繁花》，以及我认为的改编难点。

1952年，金宇澄出生于上海，在写《繁花》之前，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编辑。

有一年冬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七十年代时的美女，她原来是静安寺一带有名的美人，现在却像老太太一样在马路上卖小孩的衣服。

她不认识他，他却认得她，感慨万千。

他说：倒不是说她怎么会这么落魄，就是觉得这么美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老。一下子，我想到好多好多事情，过去的记忆全部涌现了，挡不住。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剧照

于是，他开始书写上海市井故事，用他精心设计过的一种语言。

行文很少分段，却都是口语短句，除了逗号句号，几乎没有其他标点符号。

吴语区的读者一眼能看出是上海话，甚至马上能用方言读出来，但文章又没有“侬”“伊”这样的方言用词，对非吴语区的读者也非常友好。

他把这些文字发在一个上海方言论坛里，起初还有人抱怨，怎么大段的文字不分段，看得累，但渐渐地，质疑声小了，拥簇者多了，网友们劝他多写点，写成一部小说。

2012年，《繁花》在《收获》杂志上发表。

这部小说像是金宇澄个人的记忆宫殿，故事里的几位主角阿宝、沪生、小毛都是线索，金宇澄用自己多年来在上海的见闻，一点点填满故事细节。

小说有两条叙事线，一条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条谈90年代的故事，两条叙事线交叉进行，最后收拢到一起。

读完小说，仿佛陪着主人公过完了一生。

小说具体都写什么呢？用金宇澄自己的概括是：八卦。

一上来就是男女情事。

引子部分，旧相识沪生和陶陶见面，陶陶讲起老婆芳妹，一个字：烦。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原文：

陶陶说，一到夜里，芳妹就烦。沪生说，啥。陶陶说，天天要学习，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我的身体，一直是走下坡路，真吃不消。沪生说，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是老公每夜学习社论，老婆吃不消。陶陶说，女人真不一样，有种女人冷清到可以看夜报，结绒线，过两分钟就讲，好了吧，快点呀。沪生说，这也太吓人了，少有少见。

一上来就公然“涉黄”，再下来，还有更猛的。

陶陶讲马路小菜场，一男一女两个摊位，男的摆蛋摊，对面的女人摆鱼摊，日长事久，眉来眼去。

一个矮老太，一米四十三，那天往卖鱼女人的台板下面仔细一看，吓一跳，女人岔开两条腿，裙子里面，一光到底…

老太婆断定两人有奸情，告到卖鱼女人的老公那里。

老公于是留了心，因平时上早、中班，了解情况比较难，就委托一个弄堂朋友调查。

汇报很快上来了，一般是吃午饭前后，女人先回家，过一刻钟，卖蛋男人就跟进大弄堂，进门，上三层楼…再过一个多钟头，卖蛋男人推开门，低头出来。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老公带了几个人，在弄堂皮鞋匠摊旁蹲点，只见女人回来，又见卖蛋男人跟进弄堂…

老公带着人咚咚咚跑上楼，房门哐啷一撞，门板门锁全部裂开弹开…

一会儿功夫，一伙人抓了偷情的男女下楼，两个人一丝不挂…

这段故事，我只是简略叙述，原文很长。

陶陶憋不住要讲，沪生不太想听，两人拉扯间，故事讲得一波三折，细节充沛，有声有色，仿佛在读者面前放电影。

不仅仅是引子部分，《繁花》中有大量的“色情”故事：

守活寡的少妇出轨邻家十来岁的少年，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不曾想，被楼下老头全程偷窥；

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割席的夫妻，悄悄约会，却没有办法开房，因为开房要有单位介绍信，最后借了个地方，但门口坐满了邻居；

女孩被骗下海坐台，尝尽娱乐场所各种淫乱花样…

轧姘头、捉奸、买春、包养、珠胎暗结…这一件件香艳的故事里，藏着复杂的世界，真实的人性。

但这些，能拍吗？

《繁花》太难影视化了。

有读者说：看过小说就知道，70%的东西没法拍。

而金宇澄则说，他想写的，《繁花》里写了60%，40%没法写。

可以想象到，影视剧最后呈现出来的，距离真实的上海往事有多遥远了…

首先，小说双线结构中，60年代到80年代的部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极有可能无法过审（看看剧版《三体》就知道了），而这又是大多数读者更喜欢的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有更多特殊年代社会面貌的呈现，也更广泛地展现了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

老上海弄堂

就说一个小细节，有个叫蓓蒂的小女孩，家庭条件挺不错，家里还雇着一个绍兴阿婆照顾她。

即便如此，蓓蒂要养一只兔子都很困难。因为供应紧张，青菜越来越难买。

有一次，蓓蒂悄悄从绍兴阿婆的菜篮子里抽鸡毛菜，让兔子吃，阿婆冲过来，抢下菜叶，蓓蒂就哭了…

阿婆让蓓蒂吃菜，蓓蒂不吃，阿婆只好吃了菜梗，把菜叶子揿到蓓蒂碗里…

养不起一只兔子，人要跟兔子抢夺食物，这在今天无法想象的事，但那就是物资匮乏年代的日常。

但从目前电视剧的简介来看，王家卫放弃了这条线的叙事。

《繁花》书籍插图中的蓓蒂

其次，正如前文所说，书中大量的婚外情故事，在这个崇尚“三观正”的舆论环境里，很难拍，拍了也不讨好。

我们知道，王家卫很擅长营造浪漫文艺的氛围，《花样年华》里的男女，暧昧了一整部电影，那种高级感，也就是俗称的“装逼范”，一般导演做不到。

《花样年华》剧照

王家卫对《繁花》里的一段情事特别喜欢：

那是中年底层独身男人小毛，晚上打完牌回家，遇到一个女人，拎着两大包衣服。

小毛跟她搭讪，女人始终不响，但一来二去，居然跟他回了家，洗澡、上床、洗衣服…天亮后女人走了，小毛也什么都没问…

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故事，让王家卫特别痴迷。

但目前看来，王家卫很有可能放弃了这个故事，连小毛这个角色也放弃了…

我想就算拍了，也会被骂“渣男”“物化女性”“三观不正”…

其实小说也曾有过类似的争议。

金宇澄曾公开回应过“三观”的问题：“渣男”是我特别不喜欢的话，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把这么复杂的人性变化用这么低能的一句话去涵盖，太简单了。

严肃文学作品尚且会被这样道德审判，更何况更大众的影视作品…

而除了上述两点，我还有一个担心。

王家卫五岁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他有很深的上海情结，却没有真正经历过小说呈现的那个年代，金宇澄笔下的上海，他是陌生的。

他没有在工厂做过工，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没有体验过特殊时期人与人的紧张关系，也没有在动不动就被判流氓罪的时代谈过恋爱…

他需要靠想象，想象会浪漫化现实，难免失真。

而《繁花》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完全放弃了艺术化生活，那就是赤裸裸的现实，那些故事充满了欲望、算计、挣扎、压抑，它丑陋不堪，又可悲可叹…

王家卫到底会怎样呈现这些故事？

他的高级审美，能多大程度为故事增色，还是成了减分项，令故事不接地气，伤害了真实性。

我们拭目以待。

金宇澄曾说：人就像一张树叶一样，落下来飘走了，就没有了，所以记录是很重要。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一代人全死了，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活过…

他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去写《繁花》。

故事看起来不登大雅之堂，有人说，哎呀，老金，怎么你写这种东西。

他不以为意。因为他觉得，这就是城市的历史，特别生动。

文学能保存过去的东西，就是一种推动。

不写，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原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

如果金宇澄不写，没有多少人还记得，1990年代的上海，黄河路一到晚上灯火辉煌，一场又一场的饭局。

饭局上，有个女孩说，我现在被一个日本人包养了两年，另一个人说，太好了，像你这样的人，和一个小职员结婚，不是天天吵架嘛，还要租房子，你跟一个日本人，等于是免费硕博连读，出来腔调都完全不同了，各种高级地方都去过了，又有品位。

他书写，是为了让人看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人，他不赞美，也不批判，他认为读者自有分辨能力。

如果金宇澄不写，也没有多少人会记得，1950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上海称“两万户”，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

《繁花》书籍插图

每户十来个平方，挤满了一家大小…

“两万户”到处是人，每天从早到晚人声不断，吵架、骂老公、打孩子、无线电声音、唱戏、咳嗽吐痰…

谁家里来了人，谁家关系搞不好，大家都知道，甚至谁家吃了韭菜大葱，拉屎熏得眼睛睁不开，也都瞒不过别人，因为厕所是要轮流打扫的…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近到毫无边界感。

现代人可能连邻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们难以想象，原来过去的人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要守住秘密，有多么困难，有情感需求，又是要多么压抑。

如果金宇澄不写，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曾经男女见面，得用眼神交流，走路，要一前一后，幽会，要偷偷摸摸，因为附近有太多耳目…

《繁花》里有个词，反复出现：不响。

吴语中经常用，指的是人沉默、不吭声。

“不响”的意思，又非常丰富，可能是心有不满但不说，可能说害羞不表态，也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说，但一肚子心思…

不知道为何，我总觉得，在如此逼仄拥挤的人群里，不响，或许是一种生存之道。

那是与他人保持着界限，守住内心一方之地。

许子东老师曾这样分析“不响”：

“不响”的功能是不同意、不想妄议、无可奈何、装聋作哑、麻木不仁…

眼看着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各种政治、社会变化，上海可以说始终一句话——不响。

《繁花》，2014年年初，锵锵三人行节目专门谈过一期，当时看完节目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读。

2015年《繁花》获矛盾文学奖，我在豆瓣把它放在想读书单里。直到今年kindle有了电子版本，才买来，十天左右读完，心想再不读，王家卫的电影《繁花》都要上映了。

如果粗浅看，这花花世界，小说里各种饮食男女，七花八花，七搭八搭，浪蕊浮花，花头十足，构成这繁花似锦的表象，但是又通通变成灰色。

小说值得读，但是只适合成年人，里边太多男女之情，还带有那么点情色，充满市井的奸诈谋算和小智慧， 充满市侩和绝望，毕竟写了文革。

作者用上海方言写，但是非上海人也能读懂，小说80%以上都是对话，话本的样式，讲完张三讲李四，人员庞杂，年代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年代。

主线是上海的三个男孩，阿宝、沪生和小毛，从少年一直写到中年。

等王家卫的电影《繁花》上映了，我一定要去看看胡歌能不能把阿宝的状态演出来，阿宝什么状态？阿宝跟沪生状态差不多。

“我一直听玲子讲，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一声不响，也不结婚，皮笑肉不笑，要么讲戏话，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一样的，玲子也问过我，讲沪生这个男人，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人们不禁要问’，文革腔，玲子完全不了解，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

这两个中年男人，少年时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变成这般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不在意的样子，当然是经历，时代的经历，周遭的经历。

阿宝的爷爷是资产阶级，生意人，阿宝的父亲在革命时期当过情报员。少年阿宝喜欢楼下的女孩蓓蒂。文革来了，抄家，家里的金银财宝和高档家具全部被搬走，房子也不能再住，搬到郊区的15平方的“两万户”去住，父亲每天写检查。

女孩蓓蒂的父母文革期间也被抓，蓓蒂和家里的佣人阿婆失踪了，蓓蒂的钢琴被搬走了，阿宝到处去找钢琴，找不到。

周边亲戚和邻居的命运起伏，大伯，小姨，小姑，祖父，楼上小珍父亲和五室阿姨的遭遇，年轻阿宝都看在眼里，甚至看到了五室阿姨跟同事在厂子里做男女之事。阿宝年轻时谈恋爱，喜欢上身份不同的宝芝，最后因为身份差异，被迫分手。

90年代的阿宝做了老总，经常出席各种真真假假、胡天野地的场合，男男女女的暧昧和算计全看在眼里，有了感情也不当真，都只是笑笑不响。

沪生是军人家庭出生，家境殷实，善良本分的少年，曾让父母买蛋糕，给家境一般的朋友小毛过生日。

文革时期，当过红永斗司令部的头目，口头禅是“我不禁要问了”，狠心批斗过别人，但是朋友说些当时反动的话时，他不会告发。

后来沪生父母因为涉及旧案件被查被抓，家道中落，哥哥一蹶不振，加上喜欢的女孩去吉林插队，沪生慢慢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沪生后来做了律师，谈恋爱，跟梅瑞，又跟白萍，后来梅瑞提出分手，因为梅瑞想跟阿宝好，沪生不生气，和平分手。

跟白萍结婚后，白萍出国，一直不回来，甚至在外面有了人，沪生不生气，也不离婚，就这么耗着，有合适的恋爱也谈着，有饭局也吃喝着，有八卦也听着，反正一切都无所谓，没有什么事是开心或是伤心的。

阿宝不再相信奇迹，沪生不再相信生活的意义，两者都暗淡了，所以都是笑笑不响。

第三个男孩，小毛，恰恰是最后的挣扎。小毛是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天真善良，乐于助人，甚至有点傻乎乎的，单纯，容易受骗，小时候喜欢宋朝，醒事迟，真性情。

小毛先是被二楼少妇哄骗丢了童子身，后来母亲说媒，结了婚，婚前因为脾气大还跟阿宝和沪生两位朋友断绝关系。后来妻子春香难产去世，单身的小毛在厂子里干活，又被已婚的女同事惦记，后来还傻乎乎代替插队返沪人员做胃部钡餐检查，做了十几次，健康状况恶化，期间还答应跟别的女人假结婚。

小毛母亲骗小毛，病不重，马上好了，后来发现某处房产证是小毛的名字，如果不办理过户手续，小毛离世后房子就要充公，小毛母亲只能告诉小毛真实病情，却又发现户口本有假结婚女人的名字，还要小毛写一份假结婚说明，小毛一句话不说，全部签字。

小毛曾经说：“世界变化快，弹指一挥，挥就是灰，一年就是一粒灰尘，理发店，大自鸣钟，所有人，全部是灰尘。”

签完字，小毛母亲拿着签字纸头，走出医院，抱着电线木头嚎啕大哭。小毛母亲一辈子先是信奉耶稣，后来不能信仰宗教，就改信领袖，一辈子任劳任怨。她当然爱儿子，但是做人难，本想着让儿子不知情地离开，为了房子为了钞票，让儿子病重期间各种签字，自己恨自己，哭自己，也哭儿子，哭这断命的生活。

小毛不像阿宝和沪生什么都是笑笑不响，小毛讲，小毛响，敢爱敢恨。

小毛后来做保安，炒股票，很知足，虽然浑身沾染了市井气味，但也还天真，爱帮助人。但是，就是最后这份天真，也去世了。

奇迹没有了，意义没有了，天真也消逝，小说最后，几乎所有人，最后都是事与愿违，又是一出红楼梦。

沪生说，“现在只能求稳，求实。”“春病与春愁，何事年年有，半为枕前人，半为花间酒”，沪生说，这首诗，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文学大都喜欢伤春悲秋，就像小说里谈到日本的一首诗，意思是，今朝的樱花开得深深浅浅，但是明朝，后日呢？明朝呢？后日呢？人还是太贪心，世间万物，天生天化，你只享受这一刻的深深浅浅不就行了？还想明朝也如此，后日也这般？这不是贪心？要把无常当常态。

我倒是喜欢小毛师傅说的一句话：“月缺不改光，箭折不折钢”，这也是一种选择，哪怕是时代尘埃，也心平，也留痕。

前阵子有一个视频很火，一个河南中年男子没有找到工作流落公园，算是一个未婚无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穿着还算体面，只是胡子好几天没刮，中年男子气质还比较文气，在缝东西。下面有一个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他当年出生的时候，父母肯定很开心，是全家的希望，希望他未来娶妻生子，事业有成。”世间很多事，都事与愿违，时也运也，但是只要还活着，就能变。

说不定阿宝找到了蓓蒂，沪生的父母案件翻案，说不定这位河南中年男子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说不定，就为了这个“说不定”，也要心平气和走下去，如果只有一条路，哪怕是夜晚的下坡路，也要往前走，因为月缺不改光，即使有乌云遮盖，也会散去的吧。 2021-8-6原创

《繁花》中的爷叔是个商业奇才，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想要赚钱，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只要会谋划并懂得投资，发财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罢了，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竟然栽到了女人手里，而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谁能想到，表面沉稳的爷叔，竟然娶了两个老婆。

在旧时代，同时娶两个老婆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爷叔更是稀奇，他的老婆竟然是一对双胞胎，这是多幸运的福气，竟然能把一对双胞胎都给娶回家？可惜爷叔的婚姻并没有男人想象中的那般精彩，反而非常凄惨，年少就已经发家的爷叔，两个妻子跟着他却从未享过福，就连回家探亲，也没有一件能拿得出手的礼物。

爷叔也是没办法了，只能利用职位之便，搞来了两条香烟，想着妻子回家能稍微有点脸面，可侄女的背后戳刀子，愣是把爷叔送进了监狱，不过在此之前，爷叔已经跟两位妻子离婚了，就因为有了新的政策，必须要在双胞胎妻子之间选择一个，爷叔没法做选择，只能选择全都离婚。

直到晚年，连同宝总挣了点钱，爷叔对于两位前妻的态度依旧是非常客气的，而且一直都是一碗水端平的，从来都不会偏爱某一方，可笑的是，两位太太还各自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都给给爷叔带上自己做的饭菜，而爷叔也不管能不能吃得了，反正两份饭菜都会拿，而且临走之前，两边都会打招呼。

爷叔的态度，难免让人觉得，他是有几分怕女人的，要不然在那个时代，怎么可能有他这种把老婆当成一切的存在呢？既然已经娶了两个老婆，那应该享受老婆们为自己争风吃醋的生活呀！怎么到了爷叔这里，态度反而卑微了呢？其实爷叔的一碗水端平也是有原因的，谁让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亏欠了两个老婆呢？

既然把人家娶进了家门，就是要负责任的，在旧时代，女人被离婚就意味着永远被人戳脊梁骨，娘家肯定是没法回去了，更何况爷叔还同时跟两个女人离婚了，这份亏欠是他这辈子都无法偿还的，更何况在他入狱之后，两个妻子再也没有嫁人，而且一直在等着他回来，不计前嫌地照顾着他的衣食起居，这已经算是爷叔最大的幸运了。

所以也是不是怕女人，顶多算是爱自己的老婆罢了，保持公平的态度，也是对两位妻子最好的婚姻模式，她们本就是姐妹，总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反目成仇吧！看得出来，爷叔是懂女人的，也是难得的好男人！

1.6更新

21/22集堪称荡气回肠！这部剧演到这里已经可以作为我个人的23年度最佳国内剧了（虽然跨了个年）。

在这两集前，之前旧的角色情感和商战并不合拢，各表一枝。但是这两集迅速形成新的人物关系，宝总李李VS汪小姐魏总直接以商业伙伴的方式并入商战线，并透露出玲子与强总的关系史。如果重新布局人物关系是剧情必须，那出现的时机就很重要，宝瀛大战是非常合适的时机。

这场戏太过磅礴，值得科班学生逐帧拉片反复食用。但对于王家卫这个级别的导演来说，拍好这场大战是正常的，难点在于能都给这么刚猛的戏份多加一抹温柔底色。于是，最适合在这种剧情里添加可以介入商战的人物关系，宝瀛的底色就多了三分柔情，也就有了宝总带李李兜风，强总与玲子的散场后相会。大战再好看也只是一时亢奋，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战后的人情余味。

这两集还有一个反差点是玲子对于钱的态度。此前玲子对利益的在乎已经有点过头，最终影响了她和宝总的关系。这时候多数观众估计会给玲子这个人物定调，哪怕她要搞事业也会有人说她绝情。但是从她送给宝总一箱总账开始，王家卫就在暗示这个人物并不简单，然后她的另一面一点点出现:与李李的五百块，给汪小姐的道歉，夜东京的精打细算和创新等。如果这些侧面是她重新开始后的转变，那她给菱红路费送别这一段必然是本心流露了。如此，我们回过头看这个人物，包括她在珍珠耳环事件里其实都没有太在意汪小姐，她在意的是宝总和朋友们的态度。

所以你看玲子一直是一副利益当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她一直有自己在意和不在意的点，只是这些点和常规的影视剧人物模板不同，复杂得多。从常规来说她是不讨喜的，但是她只在意自己关注的东西，其他不在乎，编剧也有很强的创作定力。相信最后几集还会有她的新一面出现。

1.4更新

看到18集了，宝总重回资本市场，玲子汪小姐李李都开始新的事业，于是整个剧和她们的人生一样，立意拔高，豁然开朗。如果说之前汪小姐和玲子还有各自的庇护所遮挡风雨，经过珍珠耳环一事，所有人的依赖都被迫切断，进入了主动求变的独立人生轨迹，汪小姐离开了27号，玲子离开了宝总，李李不想止步至真园，宝总去资本市场开拓新局面。

有意思的是，其实他们都有退路，可以不这样选，但王家卫创作的妙处就在这里，人物在可进可退之间离开了熟悉的舒适区，告别了过往讲新故事交新朋友，与新上海一样拥抱变化，“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这个选择就是他们的觉醒，尤其是汪小姐和玲子，不管他们之前是什么形象，人物都在此刻成长。我之前在想王家卫会怎么表达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一夜之间一股纠缠的根枝就散开了，各自开枝散叶，在角色人格独立的同时，整部剧的叙事线索也更丰富丰满。也许他们最终还是会有感情纠缠，但他们都长大了。

这里补一个细节，就能看出王家卫讲故事的能力。剧里史依弘老师饰演玲子的邻居，本来是名人客串，也不是职业演员，几组镜头就得了。然后看她家门响，她本就穿戴整齐，还要去镜子前整理一番，满怀期待的体态，开门看到玲子又说起宝总，眼神落寞哀怨，又碍于修养默默自食，最后镜头落在她临窗唱戏。不到一分钟的戏，勾勒了一个等心上人多年而不得的暮年佳人，人物就立住了。因是电视剧，才会劳动葛老师和陈逸鸣老师点破她在等人，给观众多个交代，要是电影里王家卫才不会点破呢。王家卫不是不会讲故事，而是太会讲故事了。

以下是原文:

23年的最后一篇评论留给《繁花》。对我来说，这部剧很王家卫，但又好像让我重新再了解一次王家卫。

《繁花》追到快三分之一，大概能看出一点王家卫的心思。说起这部小说，名气很大，金宇澄老师靠它拿了茅奖，王家卫评价它一部有一般小说三部的信息量。

这部小说我读过一部分，因为忙别的事搁下了，但大概能领略到行文风格和创作思路。按原著来说，我会用“生命力且纪实”来形容读感，蓬勃发展的新上海在街头巷尾的底层人物故事里渗透出来，扎实灵动。如果要说它比较靠近哪一种影像风格，我感觉节奏和人物的接地气属性和TVB会比较像。

王家卫的改编从视觉上是延续了《一代宗师》的美学，黑金配色、构图特写、抽帧甚至配乐都一一落实。我个人觉得《一代宗师》的母题是“时间”，看这部《繁花》我觉得它的母题也是“时间”。宝总和他的恩怨情仇看起来热热闹闹，其实在浓郁的调色下都是时代的创造者，时间会过去故事会留下。这样看这个视觉风格，也许会稀释关于这部剧“到底是拍民国还是90年代的上海”的观感困惑。

剧里有很多地理坐标，外滩27号，南京路，虹口，还有诸暨日本，代表不同的叙事板块，但真正的主角到底还是黄河路。这部剧很有意思的一个处理方式，是把90年代上海商市的风云际会浓缩进黄河路的餐厅故事里，从顶配外来品牌至真园，到本地土著红鹭金美林，再到从私房馆子变为创意融合料理的夜东京，还有苍蝇馆子排骨年糕等等，每一种餐馆都对应一位主角的风格，美食斗法就是商战缩影，把人物成长和心态借由美食外化，当然还有一首首老歌，这是剧里早已点明的。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上海，但黄河路上的上海很新鲜，也很完整立体。这可不是单纯的编创角色，而是要基于真实的当时人物风貌，丝滑融入时代变化节点，让大时代与剧情共生，这是王家卫和主创们背后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做出来的剧本了。

有人说王家卫全靠风格卖弄，但实际上王家卫的视觉美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真真切切的力从地起，每一帧画面都是从故事里长出来的，是这个故事应该有的样子。更有甚者他的一张静态剧照本身就能讲故事，这才是电影的魅力，他不讲出来的故事由你来帮他补全，这是在跟你过招，所以大家不会厌恶，所以他的风格会成为经典。

看剧之前我对它最大的好奇是，王家卫的节奏如何融入电视剧？有了集的概念，他如何调整叙事方式？现在看答案似乎很简单:放下自己的节奏。这部剧严格遵守了电视规律，王家卫引入港剧的高效节奏和类似美剧为代表的结构，在大主线下每集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矛盾，确保叙事效率（包括种种闪回都是为了不把节奏拉长，说到什么演什么），然后才在其间穿插他的浪漫情结，有没有觉得经典的“王家卫式台词”这部剧里几乎不见了？果然聪明的导演是懂得舍得边界的。

演员层面，几乎是上海演员的集体汇报演出了。《繁花》是标准的群戏，而且是大群戏，对人物的勾勒和节奏的把握要求尤其高。这部剧无论哪场戏哪个人物都编排清晰，起承转合，主次矛盾掌握得无比流畅，这个就是导演的水平了。王家卫一个香港人（虽然生在上海），把上海各区域方言、民风和历史掌握得细致入微，这是王导的工作风格，我尤其佩服。

在庞大的演员表里，主演客串走马观花，可以看出哪些人演技精湛，哪些人天然契合，又有哪些人相形见绌。表演技术最好的如董勇、游本昌老师，马伊琍也相当松弛出色。唐嫣确实有重大进步，虽然部分戏份可以多一些层次感，但是交出这么一位汪小姐也不需要多挑剔了。辛芷蕾一看就是选到了气质合适的角色，霸气精干的李李可以直接把她带到大女主层次。

最后是最重要的阿宝了。胡歌应该是很多演员羡慕的对象，不仅是表演用心，观众缘好，更难得的是他在几个正确的时间点得到了几个可遇不可求的角色，与他天然契合又让他有大飞跃。从李逍遥到梅长苏再到宝总，都与他的个人气质和人生阶段十足吻合。演宝总的胡歌更加松弛写意，和各路不同流派的演员对戏都能接住，最重要的是这个角色实在太适合他，与梅长苏一样，不用开口角色就活了一半，有派头，聪明，重情义又不失灵活，这种人设太完美了。另外，私心里还是期待孙俪和王传君能串个角色的。

我个人还有一个感觉，回顾近几年的沪语电影，我印象大概是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到《爱情神话》再到这部《繁花》，影视作品里的上海人形象和上海话运用越来越靠近我认识的真正的上海人。过去影视作品里的上海人（或江浙沪人）时不时就会以“xx的呀”的语气出现，总让我觉得是创作者在包装一个他们印象中的这个区域的人，有点过嗲、或作、或酸、或挑剔，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对上海人有什么想法，只是不够客观罢了。但是《繁花》里的上海人就不同了，真是自然拎得清，连吵架风格都很写实，很有意思。

电视剧《繁花》里，陶陶作为宝总的铁哥们，在宝总最需要钱的时候两次都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第一次给了6000块结婚钱，第二次给了7000块加一根项链，把全部家当都借给了宝总。或许单纯的陶陶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帮一把自己的兄弟。但不得不说，没有陶陶当时借的两笔钱，就没有后来的宝总。

然而，宝总在炒股赚钱后，宝总却并没有带陶陶一起进入股市。在我看来，这是对陶陶的保护。

按照宝总和蔡司令的说法，他们的股票舰队陆陆续续来过很多人，但是股市有风险，有赚也有赔，很多人就因为赔太多而离开了。更有发根这种经不起诱惑导致家破人亡的。

在宝总的炒股舰队里，没有一个宝总的朋友，非但陶陶不在，玲子、汪小姐等人都不在里面。可见宝总不希望自己的朋友面对股市的风险。

但这并不代表宝总没有照顾这位比亲兄弟还亲的铁杆兄弟。陶陶在宝总翻身后也一跃成为了陶总，他的主业是在黄河路附近卖海鲜，并且是黄河路饭店的供应商。

虽然他的店面朴实无华，但是从零星的细节中可以发现他是整条黄河路上最有钱的海鲜供应商，并且资产不可小觑。

宝总从翻身到被车撞共经过了五年时间，而李李单独约谈陶陶的时候也提到陶陶多年来一直都是黄河路的供应商，可见陶陶到黄河路卖海鲜是从宝总翻身开始的。但当时上海治安较差，很多行业都讲究帮派。陶陶贸然进入黄河路卖海鲜，损害了原先卖海鲜的供应商的利益，结果必然会导致像至真园一样被砸场子。他能立足黄河路卖海鲜，必然是宝总帮他安排的。

黄河路共有一百多家饭店，每一家饭店都要买宝总面子。人人都知道陶陶是宝总的兄弟，所以买海鲜必然找陶陶。四个饭店老板娘想买断黄河路的海鲜，最先找的也是陶陶。可见黄河路货源最多的就是陶陶。

在宝总当着众人的面表态「陶陶可以完全代表我」之后，想巴结陶陶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点可以佐证，就是陶陶当时打电话预订6000只澳龙，让他的供应商有点为难，但是他说整条黄河路只有他能吃下这么多澳龙，并且搬出了宝总的名字，于是对方就把6000只澳龙给了他。

从这里可以看出陶陶非但是黄河路最有实力的海鲜供应商，而且现金流十分庞大。在1993年那个万元户都很少的年代里，假设一只澳龙的进货价是1000元，那么陶陶可以毫无压力拿出600万去进货，可见他的个人资产可能已经到达了千万。而几年前，他还是个全部家当只有一万多块的小市民。

而且陶陶能赚到那6000只澳龙的钱不但得益于自己雄厚的资产，还用到了宝总的信誉。因为他是宝总的铁杆兄弟，所以对方才敢把6000只澳龙批发给他。而宝总的信誉就是爷叔说的生意人的三个钱包之一。

所以，在宝总翻身后，宝总给陶陶的实际好处有：黄河路一百多家饭店的海鲜供应、宝总的面子、宝总自己的信誉。

在电视剧里，陶陶很少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喝玩乐，也印证了他的海鲜非常好卖，他绝不是高启强那种每天辛苦卖鱼，赚不了几个钱还弄得自己一身鱼腥味，走到哪里都要看人脸色的小鱼贩。

比起其他有钱人为了生意操碎了心，陶陶每天仿佛都在躺着赚钱，不用担心货卖不掉，也不用担心同行嫉妒。他生活富足，远离是非、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身边全是真心朋友，一生无忧无虑。这里就是宝总给他这位好兄弟的最好回报。

电视剧《繁花》其实已经将原著小说踢开，另行编写了一个平行世界，几乎相当于一个同人小说，所以，电视剧《繁花》越是华丽绽放，越是凸显出原著小说的落寞与尴尬。

电视剧《繁花》里，将小说里的三个男人之一的阿宝抽取了出来，给他安排了一条小说里没有的经济战线索，而小说里投注了作者同样笔墨体量的另外两个男人沪生、小毛，直接给删得影子也没有了。

倒是原著小说里的混迹于男人之间的几个女人保留了下来，成为支撑阿宝活动的平台支撑点。

在踢开了原著小说之后，电视剧《繁花》把阿宝写成了一个商战人物，既然是商战，那么，阿宝总得有所师从吧，这样就必须给阿宝安排一个授业解惑的老师，于是，电视剧《繁花》里就必须让“爷叔”这样的角色推举出来，作为阿宝投身商战的直接导师。

从第一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宝向“爷叔”拜师学艺的过程，显然，这个“爷叔”不能凭空捏造，但小说原著里没有提供出这个人物，那么，这个“爷叔”的思想来自于哪里？

于是电视剧《繁花》从如下的鸡汤文字及三流小说里汲取了上海滩商战的素材与原型，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繁花》只不过是撷取了小说中的人名及粗浅设定，然后从其它来源，揽来了私货，塞进了小说的框架内，炮制了电视剧《繁花》的情节与走向。

这也是一种亘古罕见的改编模式，就是采取一种将原著小说掐灭的方式，来声称对原作的发扬光大。

那么，我们来看看电视剧《繁花》在踢开原著小说的所有设定之后，从哪里汲取营养。

一是木心的随笔《上海赋》，这里提供了上海的掌故与风俗。

二是冯仑财经书籍《野蛮生长》。

三是应健中所著的财经小说《股海中的红男绿女》及姐妹篇《股市中的悲欢离合》。

其中，冯仑财经书籍《野蛮生长》提供了电视剧《繁花》里“爷叔”的重要的思想源头。

电视剧《繁花》里，提到1987年“爷叔”刚从提篮桥监狱释放出来 ，然后阿宝上门求教生意经，此时，“爷叔”如同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一样，告诉了未谙世事的阿宝一套赚钱秘诀，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必须搞到钱。

应该说，电视剧里“爷叔”的一番赚钱宝典，确实让人很感新鲜，也具有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看看“爷叔”是怎么说的：“你的原始积累只能靠借，所以你的账，一开始就是负数，如果你要借一百块做生意，利息至少要百分之二十，你要做到多少利润，这生意可以继续下去？”

阿宝答：“一百二十块。”

“爷叔”断然否决：“错，两百八十块。”

阿宝不解：“为什么？”

“爷叔”如数家珍：“本金加利息一百二十块，生活20块，成本40块，剩下的一百块，可以做生意了。一百块的成本，两百八十块的利润，什么概念？暴利。你知道我什么地方出来的？”

“你不就是一个投机倒把吗？”

“当然不是喽。你对形势了解吗？对现在的政策研究过吗？什么钱好赚，什么钱不可以赚，赚了要吃官司的，拍拍胸脯，就要发财了，想也别想。”

“爷叔”的理论要点，就是空手套白狼。

这个论点，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颇有见地，也行之有效的。电视剧在这里有其现实的真实性借鉴。

这个借鉴，我们可以在冯仑财经书籍《野蛮生长》里看到类似的表述，我们不妨看看作者在现身说法自己最初赚钱的理论原点的分析，基本就是“爷叔”的腔口的母本:

——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儿的就是不断借债。

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我们当时借钱的利息都在25%以上），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儿再继续折腾？

比如，我借100块，从第一天起就亏损，负债率是100%以上；那时一般是20%以上的利息，本金加利息要还120块；一年必须赚到280块，还掉120块，吃饭花20块，营运费用花掉40块，还能剩下100块做资本。100块本金赚280块，这不是暴利吗？必须完成第一个暴利过程，才能维持初始的规模。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老老实实把钱还了，还按上一年规模去发展；多数都恨不能把暴利所得的280块都再投进去扩大规模。这样就造成赚280块以后只偿还了借款中的一部分，之后继续一边扩大规模、一边借更多的钱、一边追逐更大更多的暴利。但这个人不可能每次投100块都能赚到280块，时间长了肯定会赔一次。

就这样，赚了以后脑子开始膨胀，再借钱再扩大，但第二轮可能出问题了，100块钱亏掉一半还剩50块，一般会再借100块，按50块本钱加100块的高利贷（总资产负债率为150%）去做，这次必须用高杠杆负债赚到毛利290块以上，即580%的回报率，才能把遗留问题全解决掉，同时还维持上一年的规模。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

可以说，小说原著没有提供给阿宝的赚钱宝典，由冯仑的自我披揭给予了有效奉送。

冯仑是何许人也？

我们看看他撰写的这本书中对他的介绍：“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前公司时代发展到公司时代，21世纪后又进入创富时代，冯仑是一个亲历者，他所创办的万通公司也伴随着其他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也因此，冯仑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以及生死存亡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冯仑当年的合伙人包括潘石屹。

因此，电视剧《繁花》在改编过程中，踢开了原著里远离经济战而更多地沉湎于一个脱离现实的编辑道听途说鸡毛蒜皮叙写出的一地鸡毛，再现了现实中的刀刀见血、剑剑穿心的实战招数，如果听从于原著的剥离了现实商战的躺平与意淫文风的话，那么电视剧根本无法化为可视的视觉形象。

从这个角度讲，电视剧《繁花》对原著小说的摒弃与弃绝，正反映出原著小说对现实生活与现实人心的疏远与隔膜。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剧狠狠地打了原著小说一记耳光。因为之前笔者曾经说过《繁花》小说正是对茅盾《子夜》的一次反动，而现在电视剧恰恰是对茅盾创作方向的一次拨正与致敬。

01

对待感情纯粹的女人，最讨厌一直暧昧。

她一旦对你认真了，就总想弄明白你到底爱不爱她？

爱就爱，爱了就在一起；不爱也没关系，大不了一拍两散。

在电视剧《繁花》里，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就属于这一种女人。

宝总对汪小姐说过：“你吃排骨我吃年糕，你要吃年糕我就全给你吃了，这个是革命友情，跟指标不指标没关系的。”一张外贸单子，让宝总和汪小姐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革命情谊。而一份排骨年糕，也见证了阿宝和小汪的一路成长。

每一次他们凑一起谈生意的时候，旁边都会有一份排骨年糕，对于阿宝来说，吃排骨年糕吃的是生意；可对于汪小姐来说，排骨年糕从来都不是生意，她早已暗恋、倾慕宝总许久。

要不是因为爱的是阿宝这个人，至于为了他那么张罗吗？

他做不做的成生意，跟她有什么关系？可一旦爱上了，你就想帮他让他好，凡事都为他着想。

汪小姐被人诬陷受贿，接受调查，说到底跟玲子是有关系的。玲子从菱红那花2000块拿了副耳环，是她让宝总拿过去哄汪小姐的，还谎称那副耳环两万六。宝总也是宠极了玲子，对她太纵容，明知没有两万六，依然是心甘情愿被坑了。

宝总没多想，直接拿给汪小姐了，但玲子打得是什么主意？她是想试探下宝总对汪小姐到底是什么心思，也好知道汪小姐对宝总是什么心思，她想看看到底是自己在宝总心中重要，还是汪小姐。

一副耳环引发的惨案，把他们三人的关系彻底摆在了明面上，无法逃避。

由于汪小姐被举报，眼瞅着升科长是升不成了，汪小姐陷于困境之中，宝总为其奔波。错是由他造成的，他要是没听玲子的话送汪小姐珍珠耳环，也就不会有这档子事。而且那本身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进货价才不过200块。宝总知道是便宜东西，但他不敢想也不相信会是那么便宜。

汪小姐做事向来光明磊落，可为什么偏偏栽在了珍珠耳环上？

因为她爱宝总。

一看到宝总送她的珍珠耳环，她就心花怒放，不舍得上交了。

她也听信了梅萍的话，觉得只要自己花钱买回来就没事了。

女人一旦深爱一个男人，再精明都会变得神智不清，被爱情给冲昏了头脑。

事已至此，汪小姐就想搞明白一件事：宝总到底爱不爱她？

她要的是宝总一个明确的答复，不想再暧昧，她要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宝总要是来了，那么她汪明珠可以不要外贸27号的工作，她可以跟宝总统一战线，彻底成为宝总的女人；可要是宝总不来，她也就知道了一切不过是自作多情，她跟宝总的关系也该到此为止了。

一个对爱情纯粹的女人，不可能不清不楚留在你身边的，好歹得有个“女朋友”的身份。

阿宝知道汪小姐爱他，但这份爱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爱不起，他当然欣赏和喜欢汪小姐；但那种感觉不是爱。男人对待感情和女人对待感情是不一样的，女人一旦爱了就想要在一起，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是最微不足道的。

所以，汪小姐和宝总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他们终究要分道扬镳。

汪小姐在排骨年糕店吃了一份又一份排骨年糕，从晚上八点等到11点半，她的话爷叔带到了，只是宝总不想去，宝总宁愿跟陶陶几个兄弟打牌。那天晚上，宝总看似笑得漫不经心，只有陶陶知道，他心里并不好受，上一回他这样，还是和初恋分手的时候。

在陶陶看来，宝总是爱汪小姐的。

一个男人一旦深爱一个女人，分手了才会有几分失神、落寞。

可在我看来，宝总算不上爱汪小姐，他不相信爱情，他的心早在初恋走的那年死了。爱情算什么？出人头地才是最重要的，人得往高处走，不是吗？爱情这东西，不过是年轻时候的自以为是，你以为你爱她你们会在一起，可是到最后才明白，这一切都是那么可笑。

因为，爱情算不了什么，不值当你为它付出和牺牲。

02

我还是很认同汪小姐对待爱情的洒脱的，伤心归伤心，答案知道了，从此不再痴痴恋，排骨年糕对她而言也就是排骨年糕了。

我和汪小姐是一样的爱情观。

曾几何时，16岁的我，自以为遇到了一份爱情。他对我很好，我吃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送的，我人生中的很多次惊喜都是他给我的。我以为他对我是爱情，也问过自己无数次“如果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多少年来，从13岁我们相识，直到我读了大学，我就更想弄明白他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不爱，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呢？说得清吗？

大二的时候，我问清楚了，他跟我说过之后，我就当没这个人了。

到后来我也就真的放下他了，然后也遇到了我真正喜欢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对待爱情会很纯真，把爱看的很重；可是到了30岁之后，我回望过去，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可能不会那么看重爱情了。

爱不爱，好像没那么重要了。

阿宝，也是在30岁之后看清了爱情，看清了自己。

阿宝的初恋，是在十七八岁的青涩年华，他跟“公车之花”雪芝相恋了，他陪着心爱的姑娘，坐16站路，看小灯的亮光打在她脸上，美得令人心静。

阿宝想当然觉得他们会有一辈子，他们那么相爱，街坊四邻都知道雪芝是阿宝的心上人。他们的爱情没有结果，雪芝走了，嫁去了香港，阿宝的天也塌了，他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雪芝回来过一次，她称自己为蓓蒂，她穿着红色的套装，烫了头发，红唇妩媚。“人往高处走”，是她给阿宝上的一课。阿宝看清了自己。

爱或不爱，有那么重要吗？

人当然要往高处走。

阿宝，也正因为要往高处走，才成了宝总。

所以你说，宝总，怎么可能会爱汪小姐？

03

汪小姐对宝总表白过：我和你的关系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不做外贸干部，要么你放弃做外贸。就算你宝总去卖茶叶蛋了，汪小姐我也不在乎，我可以立马去写辞职报告的。

宝总是不解，好好地，为什么要去卖茶叶蛋？

他或许也对汪小姐动过心吧，但他的心思和爱不是一回事。

不要把爱看的那么重要，爱不爱，有没有在一起，不就是那么回事。

《繁花》这部剧告诉我们，搞钱才是最重要的，爱情这东西对于事业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不过是你事业路上的绊脚石，当你不爱了，你的事业才有可能会做的起来。

阿宝这个人重情义，这是他的弱点，跟爱无关。

END.

《繁花》演到第17集，出现了比较有争议的情节：卢美琳当众打了宝总。

很多人不理解是因为卢美琳一个开饭店的怎么敢打宝总，以后还混不混了？

其实卢美琳打宝总之前，早就埋下了许多伏笔，这巴掌，卢美琳是肯定要打的。

这事还要从卢美琳砸李李场子说起。

至真园从开业起就抢尽黄河路风头，老板娘李李独领风骚，令包括卢美琳在内的所有黄河路老板娘心生嫉妒。于是卢美琳联合几家大饭店的老板娘对付至真园：拉闸、断货、挖厨师，甚至还动用了黑帮关系。

至真园眼看就要撑不下去，宝总为报答李李此前暗示有三羊高仿的恩情，通过一系列操作，不仅帮助至真园渡过难关，还升级了菜单和服务。这一仗，卢美琳输得一败涂地，连她的情人也离她而去。这个仇，对于好面子的卢美琳来说是不得不报的。

对于卢美琳来说，得罪宝总的代价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宝总不是黑社会，而是一个正经商人。他并不会像港片大佬或者霸道总裁一样在吃了一记耳光之后待人来砸场子。

其次，宝总几乎从来都不去卢美琳的饭店吃饭。宝总平时吃饭只去三个地方：回家吃饭去夜东京、单约汪小姐去排骨年糕店、谈生意去红璐。所以宝总并不算卢美琳的客人。对卢美琳来说，打宝总巴掌的代价几乎为0。

况且卢美琳对自己废物老公的爱也在此前通过她情人的嘴说出来了，即便她的老公赌博、出轨、一事无成，但是卢美琳就是爱着这个男人。此次心爱的老公当众被打出血，脾气火爆的卢美琳失去理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而且这次卢美琳闹，表面上是针对汪小姐，其实就是针对宝总的。如果复盘一下巴掌事件，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是范师傅踢了她老公，但是她却坚持要打汪小姐巴掌，而不是打范师傅出气。

因为她吃准了，只要汪小姐被卷入其中，宝总一定会来。

宝总来了之后，卢美琳先是表示自己就是要打汪小姐耳光，然后强调自己要找回面子。明里暗里都在暗示宝总，这巴掌今天一定要打下去。

于是宝总没办法，如果他退步，按照汪小姐的脾气，她肯定会受卢美琳这一巴掌，这是宝总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只好自己受这一巴掌，大事化小。这一巴掌给至真园的事画上了句号，但却诞生了一个虹口小汪。这让汪小姐彻底明白以前自己的风光全凭宝总的庇护，这是这段插曲的最大意义。

文|小只

李李：“玲子姐为什么不来黄河路上开饭店？我觉得你是天生的老板娘。”

玲子：“我不是，你也不是，但凡有别的办法，没有几女人愿意出来当老板娘的。你说对吧！”

电视剧第18集，一场黄河路与南京路两大饭店老板娘的巅峰对话，句句针尖对麦芒、刀光剑影。

被戳中秘密的李李，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两下，神情突然变得哀伤，想笑但又笑不出来。

在《繁花》原著中，她的故事讲出来是会让人落泪的。

No.1

李李的羞耻过往

李李说：“一个女人，越是笑容满面，欢天喜地，一翻底牌，越是苦，一肚皮苦”。

在成为至真园老板娘之前，李李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过往。

李李是北方人，早年她去过深圳，走T台、跑码头。因为不想听从主管命令，表演真空秀、站在镜子T台上做扎马步、下蹲的侮辱动作，供老男人取乐，便和小姐妹们偷偷离开去了澳门。

可这里才是一切噩梦的开始。

姐妹中有个叫小芙蓉的，她收了钱，把李李和另外两个女孩卖到了也总会。这里的主管，比起之前的更加恶劣，不仅逼女孩儿们接生意，还要她们学钢管舞，跳低俗的3点舞。

李李硬骨头，怎么打都不肯屈服，主管就给她下药，等被迷晕后，在李李脐下三寸，刻下了一朵血红的玫瑰花，以及“FUCK ME”的粗俗刺青。

从此以后很多年，即便李李去了上海，当了大酒楼的老板娘，她也再见不得别人送她玫瑰，更别说探寻她身体的隐秘。

而午夜梦回之际，她仍时常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人，浑身空空，四脚朝天，瘫在垫子上，旁边散落着一地小姐妹们的洋娃娃，有的断手断脚，有的残留着眼泪，牙印和血迹。

澳门后半段的故事，则充满了传奇色彩。

李李被摧残后，照片传到了大老板手里，看到自己做下的孽，周先生动了恻隐之心，许诺李李康复之后，可以到总部公司上班，一应办公、生活所需均有人安排，另开出了不错的薪资。

之后李李心甘情愿做了周先生的情人，再三年后，先生全家迁移加拿大，临走前留了一大笔钱给李李，叫她回大陆好好发展，并嘱咐仔细寻个好男人结婚。

而那个背叛过李李的小芙蓉，也早已彻底消失在现浇混凝土的地底深处，不会再笑、再抽香烟、再说谎骗人了。

李李讲，这是她的一生中最大的罪孽，但问心无愧。

No.2

人间红颜情路坎坷

文中这样形容李李：

“身材高挑、明眸善睐”
“其秀在骨，有心噤丽质之慨”
“大提琴双f线附近，迷人弧度”
“大腿雪白，脚趾细巧精致”……

这样一个人间红颜，身边自然总围绕着数不清的男人。

上到60多岁的上海徐总，下到毛手毛脚的香港男人，还有无数痴缠的魑魅魍魉等，却从没有一个人能带她走进婚姻。

她曾说，“我怕结婚，大概是心底有玫瑰”，也可能是没有一个男人能给她足够的确定和稳定的包容，能让她把悲惨的过往统统忘掉。

阿宝，于李李而言是与众不同的，也是第一个被允许走进她房间的人。只是两人欢好过后，李李交付了秘密，这个男人却短暂地消失过一阵。

李李不断自卑作祟，日后即便再有阿宝电话打来，她总是拒绝。

后来借着一个新加坡钻石王老五的求婚，李李问阿宝，“这个男人是真心喜欢我，还是一场梦？”是试探也是借题发挥。

阿宝没有给到李李想要的答案，只是说“机会难得，你年纪不小了，我觉得可以”，脸上不见一丝吃醋与落寞。

男女之间的感情，差一厘就是天差地别，头一转就是陌路千条，李李与阿宝再没有了情感上的羁绊，没说出口的爱意也尘归尘土归土。

许多人惋惜李李的患得患失，可终究没有人与她一样千疮百孔过。就算她走不出曾经的噩梦，这也绝不是她的过错。

No.3

斩断青丝遁入空门

曼陀罗，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植物，常常生长在寺庙或坟地等恶劣环境，名字也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李李，就像是一朵曼陀罗花，致幻又迷人，还有点说不清的佛缘。

自小她成长于一个笃信佛菩萨的家庭。爸爸房间摆设与寺庙相差无几，父母带着弟弟每日烧香叩头，就连李李自己也有定期吃素斋的习惯，身边还有一群修人居士的朋友。

他弟弟17岁出家不成、自杀之后，李李离家出走又身心遭受重创，之后她心里的信仰便与日俱增。在上海的家里，常年供奉着一座佛龛，李李常跪坐草团之上，“念观世音菩萨在此，我每夜太平”。

直至情断后某一日，李李突然觉得烦闷异常，打阿宝电话也不通，便出门打车随处逛，经过一家庵堂时，天亮了，心也跟着定了。

没多久，阿宝就收到了李李的邀请，去参加她的剃度仪式。

那天，庵庙蔼然，李李立于门前挥手，阿宝心里想哭。

阿宝："出家，也就是绝才、绝色、绝意了"。

李李：“红尘让人爱，也会让人忌”。

大殿内，方丈剪断青丝，剃度仪式完毕，李李送客，与阿宝再次四目相接。

阿宝：“一切可以解决，有的是时间”。

李李漠然：“女人觉得，春光已老，男人却说，春光还早”。

阿宝不响。

李李双手合十，最后道一句“宝总，请多保重”。

这结局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大抵李李的心至少平静了。

斩断三千烦恼丝，红尘因果皆与己身无关，李李望着佛前摆的那只血红玫瑰花篮，终于可以释怀了。

往期精彩

《繁花》中李李是一位非常注重能力、敏锐洞察人心的女强人。她以3000万巨资接收了上海黄河路的金凤凰酒店，改名至真园准备开业。

为了让至真园迅速起步，她从黄河路各大酒店高薪挖角，三个月时间就像神一样组建了一支业务精英团队。

可就在开业前一天，李李接到一个领班的告状，说新招来的服务员敏敏在试业期间与客人过于亲密——扣子开得低，还坐在客人腿上敬酒。

这个领班声称敏敏还私自收了一位客人给的1000元小费。领班的意思很明显，她认为敏敏在试业期已经犯下大错误， 至真园的名声可能会因此受损。

然而，李李并没有急着责备敏敏。她冷静地问领班两个问题：一是那位客人对敏敏的举动有什么反应；二是那1000元小费里，你自己占了多少。领班回答客人没表示反感，而且她自己一分也没有占。

聪明的李李立刻看穿了其中的关节。她判断这个领班肯定是嫉妒敏敏能博得客人欢心，还收到了1000元小费，自己却一无所获。所以她在表面上告发敏敏的“不检点”，实则是想占便宜。

据古训“趋炎附势无常义”，这领班明显是想把敏敏的“势”夺过来。但她还没到公然抢钱的地步，所以才会说自己没有分红。李李决定暂时不追究这个领班，给她一个教训失当员工的机会。

第二天，李李找到敏敏当面询问，黄河路上哪家餐厅的菜最好吃。敏敏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这就证实了李李的判断——敏敏与客人亲近完全是为了讨好客人，留住生意。

对于一个注重客户体验、重视员工积极性的老板来说，敏敏的积极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李李甚至开导敏敏，要把店开成让客人来谈生意的风水宝地、洞天福地，因为来至真园的主要都是谈生意的。

敏敏问门口的财神爷如何帮客人招财进宝，李李提点她“搭桥牵线，促成客人订单”才是真正的财神爷。李李的智慧让敏敏受益匪浅，人要想发大财，终究还是要靠脑子，而不是外在打扮。

然而，这个领班显然没有汲取教训。在李李与敏敏谈话时，她居然擅自跑进来，说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提供帮助。李李立刻判断这个领班完全没有员工的自觉，也不懂规矩，老板没喊她就自作主张地跑进来。

更可能的是，她心虚自己在中间做了手脚，怕被李李识破。于是就找借口进来探听，生怕敏敏暴露了她的所作所为。

果断的李李当即告诉领班，她明天不用来了。那领班还不明白，以为李李会炒了敏敏的鱿鱼。这无疑证实了李李的第二个判断——这个领班毫无悟性，遇事无法快速想到解决之道，显然不配担当领导工作。

李李指出作为领导，连员工一粒扣子的小事都处理不好，更谈不上领导整个团队。所以她的工资是白拿的，必须立刻辞退。

李李处事果决、察言观色，她需要的员工必须忠诚正直、积极上进、能力出众。一个处心积虑算计员工、缺乏业务能力的领班，自然与她的要求格格不入。

开除领班是李李明智而迅速的决定，也给了我们宝贵的人生启示——趋炎附势终难久，才华盖过一切虚伪假面。